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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高安大队的“女知青猥亵事件”报到公社，张爱玲和赵小龙去高安大队作了调查。“女知青”怕报复，没有指证一人；大队党支书还是指桑骂槐地数落了－些人，倒也平静了一段时间。
“春蚕”一忙，这几个男青年又蠢蠢欲动了。前天晚上，男青年们买些蚕豆、葵花籽，说是给“女知青”赔礼道歉；“女知青”心有余悸，敷衍一阵，装着有事要走。有人骂了句，“臭**；给脸不要脸！”电灯被拉熄了，她的嘴一捂上，**只手伸上来，她身上衣服全被脱光，其中有一人**了她……折腾了好一阵，他们临走“发了狠话”，说：“臭**；把嘴捂严点。要是说出去，明天老子们一起干，轮着日你！”
昨夜，这伙人又去了；“女知青”再三求饶，电灯还是被拉熄了……
“女知青”欲哭无泪时，房门被踢开，一支四节的加长手电筒照得屋里人眼睛发花，冲进二个高个青年，挥棒一阵乱打。屋里顿时鬼哭狼嚎一片，等附近的人闻声赶到，这几个家伙才清醒过来。拉亮电灯，“女知青”的衣服还在，人不知去向。
五个青年人人都“挂彩”；重伤二个，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儿子打破了头，“治保会”主任的兄弟打断了大腿骨头。两个主任也是气昏了头，马上报了公社“治保会”。还集合武装民兵四下追。很快，有人报告；在路上见二个高个青年领着一个“女知青”往城里跑，其中一个是钱南大队的“知青”陈革明。还有人检举，大队的“知青”肖俊文这二天回高安“收菜”，正准备逃。
陆宝林和李所长赶到高安大队，大队“治保会”已抓住肖俊文；正吊在楼柱上审问。陆宝林和李所长接过人一问，肖俊文有问必答；李所长听完一拍桌子，当既让人把高安的五个青年捆了，连同肖俊文送到公社。
赵小龙说：“现在必须抓住陈革明他们‘归案’。去城里的路己封了，他们肯定还躲在龙溪。我来是否在钱北？钱红英，高安‘女知青’是你的同学；她是受害者，主动投案，对她有好处！”
钱红英惊诧地叫了起来：“你们说的是汤琼呀！”
赵小龙说：“对，是姓汤。钱红英，你能提供一些线索，好让我们尽快抓、尽快找到他们吗？”
钱红英迟疑片刻，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赵小龙说：“钱红英，尽快处理这个案子，对你们‘女知青’也是保护；难道你不愿意严惩这些流氓吗？”
钱红英明白了那晚汤琼表弟“电杆”与陈革明商量的是什么事了。她低头沉思一阵，还是说不知道。
赵小龙和王大明走了，钱红英呆呆地坐着，一声也不吭。林木森想到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面的三十多个烟头。他有些耽心起来，心里压抑了几遍，还是问：
“他们……队里对你还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的。”钱红英叹了一口气，很快，钱红英悟到了林木森的意思，脸红了，很感谢地说，“谢谢！小老大，我把自留地给了泥师阿根，他让女儿每晚和我作伴。”
林木森轻轻舒了一口气；他想起一九六九年，钱红英的自留地被相邻的“泥师阿根”沿边挖过去有一锄宽；在金德江的唆使下，徐武领着几个“知青”在晚上，把阿根自留地上刚出苗的胡萝卜全部锄去。“知青”们高唱《游击队之歌》，“……我们每一寸土地，决不让敌人强占去……”凯旋。阿根的娘子坐在地上哭骂了一天，但也无可奈何。此事，大家心知肚明；由此拉开了“知青”和社员之间的种种事端……
现在钱红英把自留地送给了“泥师阿根”，以乞求得到“庇护”；可悲可叹！这又怎样呢？生活是现实的，社会是严肃的，“知青”几乎演变成了时代的弃儿。*毅的《南京知青之歌》得到“知青”的喜爱，正是这种纠结在“知青”心底的强烈失落感。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是“青春变声期”，当天真无邪、银铃般的嗓音变得言不由衷、浑厚了时；人们会说，“他成熟了！”
林木森满腹同情，却又无奈，说：“有什么事你找树勋说，还有慧丽。”
钱红英说：“他们？谢谢星期七；过去李主任每月还开个‘知青会’，树勋接手后，话都没有一句。杨慧丽更好，作了六队的代理妇女队长，比公社妇代会许主任还革命；有次我在街上碰上杨慧丽，她三句话中二句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还有一句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气不过，说，‘蔡小毛还有兄弟吗？如果有，我也嫁了！’”
林木森不由笑了。他起身说：“我要走了。你多保重！”
钱红英说：“谢谢你！”
林木森刚走几步，听见钱红英叫；回转－，原来米袋里有两包鸡蛋。他才想起是张爱玲和王莲花送的。
林木森说：“没事，你留着吃吧！”
林木森挥挥手，走了。他很奇怪，舅妈到了米袋怎么不把鸡蛋舀出来？这个“立夏”过得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