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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真的是因为他失踪后去了欧洲,又莫名其妙地结了婚,您才判断他的精神病又开始发作了吗?是以这些情况为基础,去制定如今的治疗计划的吗?”八景十分强硬地重复到。
阮黎医生一点多余的表情都没有,微笑着回答了八景:“不是。”
她的回答简练到连八景都感到吃惊,情绪在脸上完全呈现出来。
“阿川的病情十分特殊,仅仅以他通知我的时候所身处的环境和那些话,是不足以判断具体问题的。”阮黎医生的语气十分柔和,完全不为两个女孩的质疑而生气,我想,她真的是没有生气,因为,这场对话,或许本就是充满了心理因素的一个环节。我根本就不觉得,八景和咲夜可以聪慧到真正反客为主,在对话中占据主动,阮黎医生的知识和实际经验,比区区女高中生都强得太多,在涉及心理的谈话中,简直是压倒性的强力。
八景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张了几次嘴。但最终还是犹豫了,之后说到:“真的不能让我们留下来旁观吗?”
“是的,今晚不行。不过。我也不会阻止你们以后继续和阿川做朋友,阿川比任何人都需要朋友。”阮黎医生摸了摸两个女孩的头,“请相信我,身为心理学专家,主治医生和一个母亲,我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会对自己患病的孩子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
“我知道了。我们相信您,医生。”八景拉了一下咲夜。向阮黎医生告别:“明天我们可以来接阿川上学吗?”
“你们可以在课后时间过来,不过,这几天,我会帮阿川请假。”阮黎医生回答道:“阿川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学校。需要做一些观察后才能决定。”
阮黎医生的态度温和又坚决,八景和咲夜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她们远远透过门缝朝我看了一眼,大声对我说:“阿川,我们明天再过来看你,便提着书包离开了。”
阮黎医生返回书房,当着我的面调出电脑中的影像资料,在一份档案上书写起来,我就坐在她办公桌的另一边。这样的处境让我恍惚,仿佛又回到了“病院现实”中,正在接受着另一个阮黎医生的诊疗。书房中一阵沉默。阮黎医生好几次抬起头来观察我的表情,但没有说话,气氛的紧张度不断在变化,不过,我觉得,之所以会觉得变化。完全是自己的个人情绪和意识正在产生波动的缘故,在主导这些感受的因素中。阮黎医生并非主动的一方。而我无论做出怎样的应对,对阮黎医生来说,其实都没有区别,她想看的只是“我的反应”这一点而已。
大概三十分钟左右,阮黎医生将档案合起来,以一种格外严肃的态度对我说:“阿川,这些治疗我们已经做过许多次了,想必你也不会陌生。”
“是的,妈妈。”我沉静地回答道,正如她所说,在“病院现实”里,我已经积累过太多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对接下来的任何情况都做出针对性的应对——这种精神检测,本来就不存在固定的题目和答案。通过对病人的了解,针对病人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真正有才能的医生,可以围绕一个核心,临场设计许多问题,如果觉得,可以通过这些问题反向解析出这个核心,进而也做到对提问有针对性准备的话,那无疑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心理医生在做好了充分准备,要对某个病人施以心理手段的时候,其种种问题的核心,会被问题本身掩盖,而能够与之对战的,也就只有“心理专家恶化而成的精神病人”。
而我,并非是心理专家,哪怕,可以在知道自己是一名精神病人的状态下,针对性去学习心理学知识,也有太多的外在和内在因素,让我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专家。而我面前的这位阮黎医生,则毫无疑问,是天生有才华,后天也非常努力,将自己所有的事业精力,都放在了这个行当中,且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独当一面的专家。
妄图掩饰自己,只会让自己的破绽更大,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在阮黎医生面前掩饰自己。即便我主观不认为,自己涉入厕所怪谈所遭遇的一切,都并非精神幻象——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但根本就不会主动承认的,毕竟,这并不仅仅关于厕所怪谈这个事件,一旦否定它,其后果将会连锁到更大的层面上,例如:我过去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虚幻。这个结论只要下意识想一想,都让我觉得充满了可怕的破坏力,我宁愿不去这么想。
是的,哪怕我遭遇的,都是切实存在的事情,阮黎医生只是普通人,所以对“神秘”毫无经验,我也仍旧需要阮黎医生的帮助,因为我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不会区分“神秘”和“日常”。
最终,我选择了将从厕所怪谈开始,之后经历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阮黎医生,就算是面对咲夜和八景的时候,也没有说得如此详细。我在阮黎医生这里是有“前科”的,关于“末日幻境”的情况,以及我与过去的末日幻境中的冒险,乃至于“病院现实”中所遭遇的一切,都以“过去的日记”的方式,记录在文档中,而这份文档,在阮黎医生这里有拷贝,此时此刻,她正当着我的面,将这份档案拷贝调出来,参照这份“黑历史”,去了解我如今正在讲述的“幻象故事”。
以我为中心,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在阮黎医生眼中,正是我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证明。她研究我所述说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这个故事,而是因为,她相信自己可以从这个故事的设定、结构、脉络和发展中,评估出我在“发病”时的精神变化。再辅以过去的病史资料和最新的精神诊断信息,就可以评估出我当前的精神状态,以此确定我需要哪一种治疗,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会上——我在阮黎医生的眼中,一直是“拥有攻击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并没有将这些资料泄露出去,让我获得了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机会。
前者,是她对身为主治医生的责任,后者,则是她对自己身为养母的爱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花了大概三个小时,大致述说了厕所怪谈的新故事,然后被阮黎医生追问了她想听的细节,包括我当时某一刻最细微的心理变化——由我口中说出来的,自然是十分主观的,而我那时,也的确一直有思考——这些事情,阮黎医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这个。阮黎医生在我述说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条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说,我从述说开始,就不存在“补充说明”的机会,她要的是,我能够把刚刚结束的事情,在讲述的同时,就整理为一个“平铺直叙,但又在结构上拥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说”。尽管,在欧洲那个城市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大致说明了一下,但这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无疑更高,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时常要停顿下来,整理自己想说的内容。幸好,阮黎医生并不介意我这么做,反而十分鼓励我这么说。
阮黎医生认为,这种“说书”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具有针对性的精神治疗过程。能够将一个故事组织起来,说得有条理,有故事性,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在功能上是正常的,在性能上是合格的,而在说故事的同时,组织条理和故事性,也能轻易让聆听者更清晰地从内容分析出述说者的心理状态——哪里是负面的?哪里是正面的?负面和正面的转化又如何?因为,一个临场创作的,拥有感性的说书人,而所述说的故事又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所以,是不可能彻底站在彻底理智的第三者角度,将自身的意识和情感变化完全掩盖起来的,而在疏离故事的过程中,也是一种重新审视自己,摆脱故事发生当时那些看似正面或负面的情绪思维的干扰,以一种“更加本真的状态”去了解自己,纠正自己。
这种治疗方式,被阮黎医生称为“自我纠正法”。它不仅仅对说书人自身,也对故事本身,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故事来说,在条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创作”,这个故事,不能是早已经准备好,经过雕琢的,而应该是即时成形的,而对于实施这个治疗法的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说的故事,到底是“临时创作”,还是“早有准备”,亦或者“早有准备,却装作是临时创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