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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章跟着士兵，出了堂屋，来到西厢房，西厢房大门紧闭，门窗里透出淡淡的烛火。
“周总兵请，袁大人在里面等你。”士兵闪在一旁，做了一个手势，然后离去。
周宪章轻轻敲了敲门，朗声说道：“义州总兵周宪章，求见袁大人。”
里面传出袁世凯的声音：“周总兵请进。”
周宪章轻轻推开门，厢房里，一张暗红色的长几正对大门，长几上摆着红烛和一堆书籍，袁世凯端坐长几之后，手捧一本书，封面上一行正楷字《使西纪程》，正读得津津有味。
《使西纪程》是**！其作者是朝野公认的汉奸卖国贼郭嵩焘！
周宪章心中暗暗吃惊。
说起郭嵩焘这个大汉奸，还要从马嘉礼事件说起。
74年，英国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派出一支探险队从缅甸出发，前往云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出翻译马嘉礼南下迎接，75年月，马嘉礼到达缅甸，与探险队汇合后，向云南进发，2月2日，在云南腾越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礼与数名随行的中国人被打死，史称“马嘉礼”事件，或称“滇案”。
马嘉礼事件的主因是英国探险队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闯入云南，且悍然向当地居民开枪。然而，事件发生后，英国公使威妥玛趁机向清政府施压，声言派兵入滇。其时，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政府决心派左宗棠西征，全力收复新疆，难以两面兼顾，又担心英国人与俄国人联合起来夺取新疆，只得派出李鸿章与英国人谈判，签订《烟台条约》，向英国赔款道歉，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马嘉理事件和平解决，为左宗棠收复新疆解除了后顾之忧，清政府得以全力向西，击退俄国人，取得了晚清唯一一次对外战争的全胜。从此之后，中国囊括新疆全域，新疆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清政府在新疆的胜利，就是放在康乾盛世，也是一件极为艰巨的伟业，而在贫弱的晚清，这一胜利就显得更为耀眼。
然而，如果不把新疆与云南结合起来，单发生在云南的马嘉理事件，整个事件的处理，清政府就显得极为屈辱。马嘉理事件原本是英国人理屈，中国人却要道歉赔款，开放口岸，英国人占尽了便宜。
一百多年来，对于马嘉礼事件的成败得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在当时，就有许多台鉴清流怒斥主持谈判的李鸿章卖国求荣。
时任兵部侍郎的郭嵩焘是站在李鸿章一方的。他上了一道奏折，力主与英国人和谈，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抨击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惹怒了清流派，被清流派冠以“汉奸”“贰臣”的骂名。
76年冬，按照《烟台条约》，清廷派使团前往英国，就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郭嵩焘被朝廷任命为正使，刘锡鸿为副。
郭嵩焘出使英国，再次招来国内如潮的骂名，这一次，痛骂郭嵩焘的不仅仅是清流派了，而是举国上下朝野共愤！他成了举国公认的“汉奸”！
国人愤怒的，不是他代表清政府向英国人道歉，而是他出使英国，并在英国设置公使馆。
数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政治地理观念中，中国居于世界之中，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是狄、夷、蛮、戎，他们需要中华文明的教化，中国的皇帝就是世界的皇帝！中国与狄、夷、蛮、戎不存在平等的外交关系，只存在中国皇帝对他们的怀柔与教化。所以，尽管管大清国在西洋人面前屡战屡败，大门被西洋枪炮一次次敲开，签订了无数不平等条约，但是，在国人的心目中，天朝上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心理优势——中国是上国，中华礼教是终极文明，那些手持洋枪洋炮的西洋人都是不开化的蛮夷，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中华文明所教化，并成为中华的顺民。
按照这个理念，大清国拒绝向西洋各国派遣使臣，因为，一旦派遣使臣，就是承认了西洋各国与大清国是平等国家，天朝上国的理论就破灭了！
大清国不仅不向外派遣使臣，甚至不允许西洋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所有各国的公使馆都设在天津，由直隶总督负责与西洋公使打交道。大清国这么做，是要表明一个姿态——西洋各国没有与大清国朝廷平等对话的权力，他们只能与大清国的地方政府对话。正如古语所说，小国国王到了大国，只能算是上卿，小国上卿到了大国，只能算是老百姓。
现在可好，堂堂天朝上国的大员郭嵩焘，竟然跑到蛮夷人的英国去当公使，英国与大清国平起平坐，这完全就是败坏朝廷的威势，破坏中华文明，礼乐崩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人想不通郭嵩焘为什么要这么做，唯一的解释就是，郭嵩焘被英国人收买了，甘心“事鬼”当汉奸。
更为可恼的是，郭嵩焘在英国“事鬼”的时候，还不老实，他写了一本《使西纪程》，里面满是对英国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工业、科学的溢美之词，主张中国要向英国人学习。
天朝上国竟然要向蛮夷学习！郭嵩焘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利令智昏，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英国走狗！
国人强烈抗议《使西纪程》扬洋夷之威，灭天朝威风，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书籍，清廷不得已，宣布《使西纪程》为**，予以全面禁毁。
但是，清廷没有召回郭嵩焘，他继续在英国担任公使。
支持郭嵩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另一个就是太后老佛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