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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和罗鸣芳从台北府库中取出银子和武器，分头前往彰化和基隆。 如今的章军不缺枪也不缺银子，台湾日军投降后，在台北基隆留下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钱粮，这些物资原本是用于强化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现在却成了周宪章重建台湾的启动资金。
唐才常带着自立军回到了上海，继续秘密开展维新保皇运动。此时，国内的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康有为在上海，梁启超在湖南，大肆活动，宣传维新改良。上海道台黄遵宪，湖南巡抚陈宝箴都是维新党人的得力干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管辖区域内推动维新运动。在朝廷上，原先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也完全倒向了维新党，成了维新党人的传话筒。
大清国朝野上下，掀起了维新改良的浪潮。一时间，维新改良似乎成了天下大势，北京的王公大臣们，言必维新，似乎不谈维新，就赶不上时髦。满清朝廷也不得不做出维新改良的姿态，邀请唐有为入朝以备咨询。
就连外国人也以为，维新党人风头正劲，维新变法势在必行。
唐才常得到了周宪章给的银子和武器，在上海扩大自立军，很快就拉起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
唐才常是康有为的忠实信徒，他和梁启超不同，是激进的维新党人。康有为和唐才常认为，维新变法必须是以皇帝为主导，自上而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全国展开。这就要求，光绪皇帝彻底摆脱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保守党的制约，实现乾坤独断。而慈禧太后是不可能和平交权的。所以，康有为与唐才常决定，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在必要的时候，率自立军进京勤王，发动政变，以铁血政策彻底铲除包括慈禧在内的保守势力，以维新党人辅佐光绪皇帝，开展维新变法。
唐才常忠实地执行康有为的主张，但毕竟实力有限，经过好几年的筹备，也只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力量太过弱小，勤王保皇遥不可及。如今，得到了周宪章的资助后，自立军迅速壮大起来，现在。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康有为终于有了一展抱负的底气。
所以，康有为对周宪章大为感激，也对周宪章充满了希望。他甚至认为，周宪章送给唐才常武器和银子，就表明，他已经站到了维新派一边。康有为甚至计划好了，一旦时机成熟，唐才常率自立军在北京发动军事政变，周宪章率章军队朝廷形成压迫之势，里应外合，一战成功！
相对于维新党人的风光，革命党人的就显得极为艰难。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期，维新与革命是两个此消彼长的力量，当维新变法思想蓬勃兴起，革命思想就显得更加孤立。革命是要流血的，而维新则是一??是一种温和的改良，既然总是要变革，民众自然会选择不流血的维新。
所以，国内维新运动声势高涨，而在国外的革命党人，则是陷入了低潮之中。秋瑾回到日本后，很多留日学生投入到了维新党的怀抱中，就连海外华侨，也开始怀疑孙文的革命主张，毕竟，推翻帝制，在废墟上重建一个全新的中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因为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革命党人举步维艰，在国内的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在海外，他们的呼声也被如火如荼的维新运动淹没了！
不过，孙文和秋瑾对周宪章还是充满了希望。孙文知道，周宪章的骨子里，早已对大清国朝廷彻底失去了信心，章军的兴衰沉浮，已经说明，那个朝廷即便是维新变法成功，仍然容不下周宪章。
且说，周宪章送走了秋瑾和唐才常，心里松了一口气。台湾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百废待兴，再也经不起折腾，这两派人离开了台湾，台湾民众和章军官兵的思想不至于发生混乱，大家可以安下心来，好好把经济建设搞好，等大家的日子过好了，再考虑政治问题。
周宪章刚刚回到总督府，罗鸣芳和汉纳根就匆匆跟了来。
日本人的谈判代表已经到了基隆港，要求和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商谈有关冲绳事宜。郭二杆和李国革占着琉球，兵锋直指日本的九州岛，日本人寝食难安。
在这之前，周宪章和刘永福演了一出双簧。周宪章以大清国总理衙门大臣的名义，上表朝廷，委任刘永福为台湾巡抚，同时，任命丘蓬甲、吴彭年等二十多个台湾本地士绅，为台湾各地知府、知县等行政长官。
而刘永福则是给朝廷上了一道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代表台湾民众，请求朝廷任命周宪章为台湾总督。
大清国对此还没有正式答复。不过，周宪章已经走马上任，当上了台湾总督，也就是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事实上，不管是章军官兵还是台湾民众，都没把朝廷放在眼里，不管朝廷如何答复，周宪章这个总督是当定了。周宪章和刘永福的表章，其实只是要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王国，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周宪章问道：“他们的谈判代表是谁？”
“是外相陆奥宗光。”罗鸣芳说道。
“是吗？”周宪章一声冷笑：“这就是说，日本人把台湾，看成了与日本平起平坐的独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