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节 谋道之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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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阁?可是齐侯藏书之处?”崔琰问道。(百度搜索:,看小说最快更新)关于东莱尊经阁崔琰也是略有耳闻,蔡吉这些年在四处收集书籍。其实收集书籍这种事,稍微有点文化的诸侯都会去做。但听蔡吉的意思,似乎她建尊经阁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加之其又是开科取士的创始之人,崔琰这会儿的兴致自然是更浓了。

“是。”蔡吉点头介绍道,“孤命人收集书卷,抄录成册,存于尊经阁中,供人借阅。”

“非讲武堂学子也可借阅?”崔林急切地探身问道。他虽是崔琰的从弟,但家境较差,常受族人歧视。唯有崔琰看好他的才华以及刻苦勤奋的品行,第九十七节谋道之学不仅借他书籍还在旁指点。倘若蔡吉真将所藏之书任学子借阅,那无疑将是天下寒门学子的之福。

凡是来东莱的学子皆可借阅尊经阁内书籍。不仅如此,齐侯府还提供纸张供学子抄写书籍。”蔡吉大方地宣布道。

“嚯”惊叹之声再次响撤了书房。不仅能借阅,还能珍贵的东莱纸抄了带走。世上怎会有此等好事?

众书生眼中闪过的那一丝怀疑并没有逃过蔡吉的眼睛。为了证明所言非虚,她当即指着曹丕说道,“这位乃曹司空次子丕,其在东莱时曾出入藏经阁。诸君若有疑问可向其询问。”

噢,此子就是齐侯之夫?——听罢蔡吉的介绍,包括崔林在内的一干学子齐刷刷地都将视线转向了曹丕。就连崔琰都忍不住多看了这位曹二两眼。承受着众人或好奇,或玩味的目光,曹丕不动声色地替蔡吉证实道,“齐侯所言非虚。”

众人见曹操的都承认了,自是不再有所怀疑。纷纷在心中由衷感叹,齐侯真乃当世第一慷慨之人。蔡吉本人倒并不觉得吃了亏。尊经阁从一第九十七节谋道之学开始就是依照后世图书馆理念建立的。当然会具有藏书、借阅、影印(抄写),等基本功能。若非弥衡等人反对,她甚至还想准许书籍外借。毕竟蔡吉改进纸张、设立尊经阁,都是为让知识能更广泛的传播,而非卖书赚钱。

不过相比崔林等人的跃跃欲试,崔琰在听罢蔡吉的介绍之后,却陷入了沉思之中。不可否认,蔡吉建立尊经阁,任天下学子借书抄书的行为,无疑尊从了先师有教无类的古训。仅此一项就足以令她在儒家典籍中留下美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蔡吉建立讲武堂、尊经阁也是在削弱世家对学问的把持。而且崔琰可以肯定,后者才是蔡吉的真正目的。因为眼前这个女子是开科取士的缔造者。

当初蔡吉在东莱举办第一届科考之时,崔琰就曾与冀州的一些名士讨论过开科取士对世家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开科取士虽会让寒门之世得到更多的机会出仕,却也总好过曹操的“唯才是举”。前者是比拼才学,后者则掺杂了曹操个人的喜恶。后来东莱放榜的结果也应证了崔琰等人的分析。世家子取得了骄人成绩。

但东莱科考的结果并不代表开科取士对这个时代就没有重要影响。相反崔琰等人一直认为开科取士对天下之局影响颇为深远。须知,察举制是先由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本地才俊,再由朝廷通过科考来筛选所需的人才。而蔡吉开科取士,无疑是剥夺了地方官僚的举荐权。若在承平年代,此举无疑会增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怕是一经提出就会受到九州各郡太守们的一至喷击。众怒之下,提议之人就算不“以死谢罪”,也要发配边疆。除非有武帝那般的强势之君支持,方能将开科取士推行于天下。

但眼下是乱世,多年的混战让各地州牧割据成了一方诸侯。蔡吉在其辖地的权势堪比一国之君,其推行开科取士自然是畅通无阻。反观朝廷却势弱得只能蜷缩在许都仰人鼻息。就算照葫芦画瓢也学着开科取士,所得到的人才最终还是会落入曹操囊中。更何况无论是世家还是寒门都更愿意就近出仕。由此可见,继蔡吉之后,一些有见识的诸侯也会学着开科取士,用以招纳人才,解除太守的举荐权,以求巩固对辖地的控制。

事实上,要不是袁绍自立称帝,崔琰或许已经向其进言让河北四州学习东莱开科取士。毕竟袁绍的条件比蔡吉更适合推行开科取士。但现在说都晚了。奉刘协为周天子是一回事,自立为帝推翻汉室是另一回事。眼下的崔琰俨然已将注意力转到了新统治者身上。

其实从派崔林出面相迎,到让学生念那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都是崔琰对蔡吉的试探。在崔琰看来眼前这位女诸侯的一系列表现堪称完美,直到她谈起尊经阁。倘若有一天蔡吉在每一郡都建起一座尊经阁,世家子弟还能现在这般轻视寒门子弟吗?

蔡吉若是能听到崔琰心声定会引其为知己。因为崔琰对科举制的分析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但对于最后一条,她多半会一笑了之,并劝其不必忧心。毕竟就算是在资讯发达的后世,依旧无法消除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特别是所谓的“素质教育”,简直就是世家教育的借尸还魂。何为素质?是会琴棋书画?还是擅长算术西语?如此抽象的概念,实施起来必然会浮于表面。没有家底又如何负担得起这些表面文章。后世中华顶级学府农家子弟的录取率,仅过三十年就由三成落到了一成。

当然崔琰没有将他的忧虑说出口,蔡吉自然也不会提起这方面的问题。眼见崔琰沉默不语,蔡吉只当对方是被的“败家”之举给震住了。于是赶紧表态道,“笔墨纸砚本就为纪录**而存,岂能因蝇头小利而怠慢教育大道。”

回过神来的崔琰抚须笑道,“齐侯真乃当世班姬。”

班姬即是西汉史学家班昭。因著有史学巨著《汉书》,去世时当朝的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举行国葬之礼。眼见崔琰将比作了班昭,蔡吉连忙谦逊地推辞道,“孤才疏学浅岂敢与班姬相提并论。孤倒是久仰康成公大名,可惜中原战乱四起,至今无缘拜访。”

蔡吉所提的康成公正是崔琰的老师郑玄。后世评价其以毕生精力整理注解古籍,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须知就像后世人读文言文需要看注解,东汉人读先秦的书籍亦需要参照注解。蔡吉既然有心收集书籍编纂成册,自然就需要郑玄这样的经学大师相助。然而郑玄虽是北海高密人却因战乱流落到了南徐州,蔡吉曾多次派人寻找都无功而返。考虑到郑玄年事已高,蔡吉对邀请其东莱一事已不抱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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