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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水情对于中枢诸公而言，还算不上什么一等一的大事。进入癸卯年（1903年），大事一件接一件，直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济阳决口似乎就算不上什么特别重要的大事了。朝廷在接到山东省的报告后，只是发了道上谕，表彰卓有劳绩的威胜军右翼官兵，赏银一万两以示褒奖。对于山东地方及驻山东北洋军，上谕连提都没有提。
朝廷的事情确实多且烦。
如果讲这两年的主要特点，无疑是新政唱着主角。从前年冬算起，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朝廷迅猛地奔跑——新政的力度远远超过了戊戌年康梁的那些主张。
新政的主要主要方面有三个：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第二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第三是改革军制，建立一支足以抵抗外侮的强军。
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做的最好的是江浙和鲁南。据统计，资本总额在一万元的民营企业，1895~1900年仅为104家，资本总额2300余万元。从1901年起，民营资本迅速增加，以鲁南为代表，在短短两年内，开办的实业超过了70家，竟然形成了资本总额上千万的实业集团，不能不令人侧目。江浙的经济实力本来就很强，以状元郎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例，自1901年，厂子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实力增加了数倍。而陕西、四川、两广、两湖的私营企业都在飞速发展中。目前还没有详尽的数据，但据估计。两年来，私人资本在工业领域至少增长了两倍有余。
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更是成绩斐然。袁世凯创办山东及直隶大学堂，张之洞创办两湖大学堂，四川总督奎俊创办四川大学堂——各地的督抚们憋着劲儿地办新式学堂成了一种时尚，好像一省之内不办一所新式学堂就丢份子似的。
而这些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是千百年来只知圣贤典籍的国人闻所未闻的：物理学，化学、力学、植物学、农学、工程学、数学、地理学等等。看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计吧：政治总义，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国家财政学，各国行政机关学，各国土地民物统计学，警察监狱学。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理财学术史。教育学，交涉法，法律学原理。各国政治史，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国刑法总论……
当局注意到了与世界的接轨，却没有想到当学生们接触到这些知识后，会产生何种后果。
国内的教育如此，派遣学生留洋更是如火如荼。辛丑年后，朝廷鼓励游学，著名总督，清流领袖张之洞都将儿子自费送到了美国，连《纽约时报》都做了报道。国内一时间出现了留学热，以留学日本最为常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一种令中国人痴迷的清新空气，留学生以为看到了新世界，连梁启超都撰文说，“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瞧瞧吧，保皇党的领袖在日本是何种感觉？
新式教育办的轰轰烈烈，几乎成了新政的代名词。但清廷没想到的是新式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给自己找了掘墓人。学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官僚们看来，那帮学生火气太大，昔日的师道尊严被摧毁了，学生们变得桀骜难驯。南洋公学数百学生因为一件小事竟然集体退学，那件事不过是教习禁止学生阅读报刊而已。
教育是一方面，舆论的开放也是新政的标志之一。两年来，各地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让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知所措。阅读报纸成为极时髦的举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百姓只要肯读报纸，民智即可开启。
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更是五花八门，由鼓吹旅游的，还有公开征婚的。这些都不算，更多的报纸涉足了政治，对大清朝充满了批评，比如鼓励剪发易服的，简直就是造反嘛。
《苏报》案的审理，为清廷敲响了警钟，让清廷意识到了报纸的威力。当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如章炳麟之流）找到了一个用武的平台——媒体后，作用之大简直出乎清廷的最坏考虑。
新式大学堂的设立，报纸的兴起还算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物质领域的变化也蛮大。有线电报的普及，沟通了中枢与各省的联系。使得重要的消息马上便可以传过来。而各种奇技淫巧的东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带给人们生活方便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即使是守旧势力最为强大的京师，来自鲁南两大实业集团的新鲜玩意儿——从服装到交通工具，从西药到电灯，强力冲击着京师的生活。
最后一点就是军制改革了。这是新政的核心，也是新政最为敏感的东西。
慈禧对于军制改革持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她最为倚重信任的荣禄病重之后，这项工作事实上进展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