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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竭力拉拢智觊和吉藏，也与他们的佛教学说适合隋朝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政治需要有关。时南北佛教学风因南北朝长期分裂而各偏执一方，北方僧讲究坐禅、修行、造像等宗教实践，南方僧则偏重教理义学玄谈。单重坐禅不讲义理难免堕于无知，养成不学无术的哑羊僧；只究义理不讲实践止观的修行，亦会失去持久的求道心。天台智觊及其师南岳禅师慧思深鉴时弊，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强调“教观双运”、“定慧双修”，以补求均平。智觊提出了“方便法门”的“三谛圆融”学说，他对佛教经典和其它学说都以方便圆融为名，任意加以解释，主观发挥，甚至把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法也纳入佛学，并与儒家的人性论相调和，消溶了几百年的南北偏好，树立起独创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天台宗。杨广“亲所闻见，众咸瞻仰”，荆楚莫不归伏”，对智觊独创的佛教学说杨广深有体会地说：“智觊融合甚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乎大海”。统一王朝正需要这样的学说来建立隋最高神学。
后来杨广称帝后在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扩建道场，集中南北各地名僧力图建立反映时代需要的最高神学，江南名僧因此大批地涌入中原，并在杨广的政治支持下压倒北僧。时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经统一南北佛教受到杨广赞许，三论宗则以“空”为中心统一各派佛学，也符合隋朝的要求。吉藏的影响力虽不及智觊，但二人的学说都符合隋统一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一切教派以建立最高神学的主旨。杨广亦不因二人是南朝亡国之余而心存偏见，而是在政治上大力扶植，在“王途既一，佛法重兴”的局面下，三论宗亦与天台宗一同成为中国最早形成的佛教宗派。
通过对晋王杨广和天台智者大师的交往及其政治社会、意识形态背景的考察，我们看到，在隋灭陈统一全国的新政治局面下，巩固统一的事业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杨坚凭借关陇武力吞并陈朝之后，无视南北社会经四百年分裂后呈现出的巨大差异，一昧推行“关中本位”的高压政策，导致旧陈全境的全面反叛，使新的统一王朝的稳定受到危害。杨广临危受命，在江南尽叛的严重情势下移镇江都，负责安定江南政局。他及时调整了杨坚鄙夷南人的统治政策，进用江南人士，尊崇六朝文化，特别是对江南佛、道人物的延揽，利用宗教收揽人心，取得了巨大成功，巩固了国家统一。杨广对江南佛教首领智觊、吉藏报有耐心的反复拉拢，表现了这位20多岁的青年王子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他的不懈努力和成功使杨广不仅有统兵北御突厥，南灭陈朝的卓越武功，又取得安定江南的文治政绩，终于在朝臣中“声名籍甚，冠于诸王”。这为后来父亲杨坚废了大哥杨勇后选择他做皇位继承人提供了参照与希望。
开皇十九年（599）杨广再一次带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和对居住了十年的江南的一点点不舍北上。这次的离开就像多年前他出镇或离开并州一样，都是父皇的帝国需要他，需要他这个最优秀的儿子。
前文提到**的沙钵略可汗临死前，因为长子雍虞闾性格懦弱，难以服众且对抗西突厥，便遗命弟弟叶护处罗侯继承自己的汗位是为叶护可汗，隋朝册封他为莫何可汗。开皇八年（588年）处罗侯西征阿波可汗中流箭去世后，沙钵略可汗的儿子雍虞闾即继承汗位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成为新一代**可汗。而叶护可汗处罗侯的一个儿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
做了**大可汗的都蓝可汗按照突厥风俗娶了父亲沙钵略可汗的妻子大义公主（千金公主）。杨坚隋朝在灭南陈后，以陈后主宫中屏风赐大义公主，但是“公主以其宗国之覆，心常不平，书屏风，为诗叙陈亡以自寄”。有一次大义公主却触景生情，从陈朝的灭亡联想到北周的灭亡，不禁悲从中来，遂写了一首诗以叹自己的命运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
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
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
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虏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