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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诬杀孔融,及所言“积毁销骨”语,给是勋的触动非常之大。,他一心想要维系自己的好名声,认为只有声名不堕,才能牢牢地立足于士林之中、官场之上,也才能顺利地贩卖自家的理念、施行自家的政策。可是曹操一句话,就把这个美梦给打破了——“斯名之好恶,不在孤一念之间乎?”
自己由一介布衣,八百石的普通家世(从是仪论),得以一跃而成为曹氏重臣,固然因为姻戚之亲,也靠着才能和功绩,但若无声名相衬,还真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可是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执著于那些浮云般的虚名,貌似也没有太大意义啦。
所以周不疑劝是勋不要亲自前去劝说天子禅让,恐怕有损令名,是勋不禁淡淡一笑:“吾今不敢再好名也。孔文举得无令名耶?为童子即有通家之美谈,与李元礼(李膺)友,少年留舍张俭,由是显名。昔吾从大父(是仪)事之,乃云关东贤二千石,无过孔公也。然而一朝沦丧……”
说到这儿,突然定住了,捻着胡须,若有所思。周不疑等了一会儿,不见是勋继续开口,乃诘问道:“孔文举名即毁于当时,必然显扬后世。先生曾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即今谤之不可逃,愚意著于汗青,必能辩诬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实这话不是是勋说的。而出自魏明帝时代的家李康之《运命论》。不过是勋琢磨着,这会儿魏文帝都还没有呢,况明帝乎?李康生卒年不载于史,说不定这会儿都还在娘胎里呢,我抄他一抄,又有何不可?
整篇《运命论》,是勋前世也仅仅读过一两遍而已,还真背不下来。但“木秀于林”这句话却牢牢记在心中,可见其文辞多么优雅,譬喻多么得当,意味又多么迥长了。周不疑也正因此而得熟记,当场背诵出来,跟是勋说,凡高洁之士,必受人谤,这是逃不了的——比方说屈原——可是千百年后,史册煌煌。终究可以给扳正过来啊。
所以说,您可以不考虑今时的声名——除非曹操亲自下手。要不然以您的声望,当世还真没几个人敢于恶言诽谤,而就算诽谤了,也没人信,反罹其祸,比方说陈祎、魏讽——但您不能不考虑身后之名啊。“若说天子,恐后史将以奸臣目之。”
是勋这才回过神来,却仍然摆手:“元直,苟利国家,忠奸何足道也。况史之所载,即为信乎?史迁云殷纣智足拒谏,言足饰非,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醢九侯而脯鄂侯,杀比干而废商容,乃至‘黄钺斯杖,白旗是悬’。然而子贡独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大范围上可能没什么偏差,具体到个人就很难说了。虽说中华本有直笔良史之传统,比起别国来要强得多,但亦未能尽善尽美,因为史家就算品德再高,终究屁股所坐各有不同,不可能真正执中公允。董狐记“赵盾弑君”,是站在传统礼法的立场上;史迁指着武帝的鼻子骂,多少也为了发泄被宫之耻恨;班固以儒家的立场来描写武帝,态度又迥然不同。况且后朝编前朝之史,为表示本朝得国之正,又怎能不往前朝人身上泼污水呢?
是勋心怀比旁人多两千年的历史经验,对此体会得再深不过——即以三国时代而论,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这些人物的形象就在史书和民间传说中不停地流变,他要不是真穿到此世来瞧上一瞧,还真没法确定何者为真,何者为假。
所以他说,商纣王这人够坏了吧?但就连子贡都说,其实纣王未必有书上所写得那么不堪,只是胜利者把当时所有坏事都安他头上罢了——这就是失败者的必然下场。
再想一想,这个例子还不够明显——因为就连子贡也没有否定纣王就是个暴君啊,只是认为程度没有世传的那么糟糕而已。好,咱们再举别的例子——“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乃云:‘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实天与之。’韩非更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则以尧舜之贤,后史尚有异论,况吾辈乎?”
话才出口,他却突然愣住了,周不疑也愣——老师这说的是什么啊?打算连先世禅让全都给否定掉吗?就见一直没有开口的关士起微微而笑,朝是勋一拱手:“如此,则主公已知如何说天子矣,何必相问吾辈?”
是勋抬起双手来捧着脑袋,说你们先静一静,让我好好想想。他就这么抱着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猛地抬起头来:“吾知之矣,然尚须斟酌。”随即转向关靖:“适才元直语及孔文举,吾即有所思也——未知脂元升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