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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初，在汉及魏晋时代，后妃于书艺的造诣多与文史相连，比如，最早有称“善史书”的女子冯嫽，便是一位随解忧公主远嫁的宫中女子。
又如《后汉书皇后纪》中云东汉和帝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品位高雅、贤惠善书。
有宋一代文风昌明，宫中自然不俗，《老学庵笔记》载仁宗曹皇后“工飞白……先人旧藏一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
而南宋高宗皇后吴氏与宁宗皇后杨氏如今仍有笔墨留存。
杨妹子一说为杨皇后本人，而元明人则认定她乃是杨皇后之妹，因其墨迹落款常为“杨娃”。
后据启功《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和江兆申《杨妹子》二文考证，“杨娃”之印，实为“杨姓”之印，今天学界多有共识，杨妹子与杨皇后为一人，而非杨皇后之妹。
时隔数百年，她的娟秀笔迹仍然诉说着主人的身份：这是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宋代宫中的女子之手，并且受到一定宠爱。
因其笔墨多存在于院画题额之上，且在如马远、夏圭等最为炙手可热的南宋宫廷画家的多幅作品中，都留下了她的题款。
眼前就有一枚团扇上有她的题诗：“瀹雪凝酥点嫩黄，蔷薇清露染衣裳。西风扫尽狂蜂蝶，独伴天边桂子香。”
最后两句似乎点破了作者“中宫之主”的身份，然而细看其字体，却颇有些柔弱纤秀，结构也略微稚嫩，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刚断果决的形象颇有出入，与前文唐代两块碑刻相比，笔力有着明显差距，似乎也体现出唐宋两朝之间的气质区别。
有人猜测，杨氏之书，更多的目的大约是为政治服务，为的是向士大夫显露并塑造一个知书达理的皇后形象而已。
及至明代，对宫中女子书法的记载虽然不多，却各有特色，体现出明代书法艺术昌盛之象。
如《玉台书史》记神宗贵妃郑氏所抄经书“楷法秀整”，《列朝诗集》曰武宗王妃“诗幸蓟州温泉题诗自书石刻，今石刻尚存”，《书史会要》称娄妃所书江省永和门并龙兴普贤寺额，宁靖王女安福郡主“工草书”等等——由此可见，不仅在书法字体上门类众多，连艺术表现形式也比前朝丰富了起来。
相比之下，清朝后妃宫女几乎全无记载，大约也类同元代，“番邦女子”志不在此道吧。
历朝历代对于宫廷女性书法的记录大多如蜻蜓点水寥寥数字耳，一旦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则全然流于“善书、工文”的敷衍。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艺术才能原本就很难得到重视，纵观故纸当中的点评，或谄媚，或轻浮，或臆测，又或许只不过是人云亦云。
大约宫廷中的女性之于古代社会，只不过是几朵装饰于屏风上的花枝，她们的存在似乎只是某种意义符号，因为一道高墙以及“皇室”这个词汇的镀金，徒为她们增添了神秘感。
对于“宫外”的人而言，她们大概就是想象中虚无缥缈的画像，想必是美丽而寂寞的，如若增添了一些诗书歌赋之类的才艺，便更为难得。
一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写了几首软绵绵的歪诗，也有人争相传抄了去，只因为“风传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哥儿所作”，与其说是对才华的欣赏，更多的大概只是一些望梅止渴的绮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