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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普通打工者到举国瞩目的偶像，再到顺利上大学……那些年，是孙天帅最“红”的一段时光。但随着媒体聚光灯的日渐疏离，孙天帅的人生轨迹宛如过山车一般被抛至谷底：上了大学却没得到文凭，一家企业资助，聘任的许诺渐成空言，多次求职都未能长久，做生意半途而废……
虽屡屡受挫，但孙天帅并没向生活低头，他依然奔波在向前走的路上。也许你想不到，在你今天看到的这份大河报上，就可能有孙天帅的一份辛劳。如今，人近中年的他是大河报发行中心一名掌管着二百多名员工的“卖报倌”。
日前，记者见到孙天帅，他说自己并没打算让人记住，他唯一不变的还是做人的尊严。
“不管下跪在你韩国是什么意思，既然到了中国，就应该按照中国的风俗来。”这是孙天帅的原话。
某一天的上午，在郑州市晨旭路上一处商务楼内，记者敲开了孙天帅的办公室房门，四十岁的他眼神平淡，语调舒缓，身材瘦瘦的。虽时隔多年，但说起当年的细节，孙天帅依然刻骨铭心。
“那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七日下午三点多，正是工间休息时间，有几个员工趴在工作台上迷糊。那些日子大家为了加班，已经五天四夜没休息了。
这时，韩国女老板带着翻译进来了，她一看有工人休息，顿时勃然大怒。她让工人下跪，工人不愿意，都站在那里愣着，见无人听命，她气得哇哇大叫，走到其中一个睡觉的女工面前，双手强摁着她的肩膀，并用脚踢她的腿，迫使其下跪。
随后，她又去摁下一个员工，当她摁到第三个人时，其他员工见状只好陆续下跪。”孙天帅回忆：“她见我没下跪，就走到我面前让我跪，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说，我凭啥给你下跪？她说，你不下跪就滚吧。我把凳子一摔就走了。”
孙天帅说：“出了这个事后，很多人都以为我和韩国老板应该关系很僵，其实她还是比较认可我的。我是一九九三年高考落榜后到这个厂打工的，从月薪三百元的普工干起。一步步做到装配工，再到清洗工、质检工。就在下跪的前一天，车间主任告诉我，要提拔我当主管。”
“三月七日是我当主管的第一天，这些任命都是经过她同意的。她可能也没想到，一贯肯钻研上进的我这次会拒绝下跪。这个事出了以后，曾有人对我说，下跪在韩国只是表示道歉的礼节，并非像中国这样会给人侮辱人格的感觉。但我觉得，不管在你韩国是什么意思，既然到了中国，就应该按照中国的风俗来。”
孙天帅离开车间后，就拨打劳动局的电话投诉，为自己和工友们讨公道。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此事，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接着，珠海劳动局也介入调查此事，韩国老板最终低下了头，答应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就此事向全体员工道歉，结清工资，因不正当理由辞退员工，要给予经济补偿。
从韩国老板的工厂辞职后，孙天帅在珠海又找了一份工作。一九九六年八月，他回到南阳老家，正巧听说河南电视台正在找他。
“我给电视台打了电话。随后，电视台和河南青年报的记者就来到我家采访。”孙天帅说，后来他才知道，这两家媒体一直在寻找他。
“我是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去郑大上的学，当时还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入学仪式。”孙天帅说：“当时想得很简单，以为既然能上大学，肯定和其他大学生一样，可上到大三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和其他大学生的身份似乎不太一样，到学校问后才发现由于自己没有高考录取通知书，在学校连学籍都没有。后来，同学们都拿到了毕业证，我什么也没有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