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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之困窘，一在朝堂、一为天灾，其三便为财政。大明自开国伊始，便是将商税摒除在外。“士农工商”，历朝历代，便是将商人列入社会的底层来对待。但到了明朝，朱元璋立国之初，便认识到了商人“以通有无”的价值所在，甚至在国家大政上对商贾进行倾斜，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甚至于，朱元璋还废除了唐宋以来“商人不得做官”的歧视性规定，也为后来商贾之家、乃至军户之家的子弟开辟了一条仕途之路。虽然此时朝廷对商人还有多种限制，但总的来说，商业的重要性，已经随着商贾的发展凸显出来。
到了明中叶以后，经历了百年的浸润之后，商贾子弟入朝为官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士人和商人这两个阶层开始迅速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江南一带，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富贾阶层开始大规模的进入文官集团。
大明的高官，便意味着其家中的富贵，即便出身寒门，他也同样需要来自于家乡商贾阶层和士林的人脉以及经济支持。
于是大明立国之初太祖提出的商税三十而取一，变成了文官集团和商人集团不可碰触的底线，任何敢于挑战这条底线的人，包括皇帝在内，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与之死战到底。商贾集团逐渐和文官集团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大明疆域之内，但凡是可以赚钱的行当，背后莫不是这是士绅在主导。
谁敢去谈征收商税，便是和士绅集团为敌，便是和出身于这个集团的高官显贵为敌，便是和天下士子为敌，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崇祯皇帝继位之初，便被东林党人忽悠了一次，召回各地的矿监、税监、织造等内官，一时间内库空的可以跑耗子，各地文官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东林党人一时间再度扬名天下，成为士林口口相传的铁骨铮铮、风骨凛然的正人君子。崇祯却是不得不吃了个哑巴亏。
如今，朱平安在登州，便是要在这趟浑水中火中取栗，将大明北方的海贸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当然，硬来是绝对不可取的，那将遭到满朝文武，甚至是天下士人的诋毁、谩骂攻击，现在的朱平安可是绝对顶不住这种压力的。于是，只能顺势而为，既然广东、福建、浙江能够设置市舶司，那登州有何不可呢？
登州地处山东的最东端，麾下四卫临海而建，虽然比不得广东、福建、浙江的海贸，但每年的贸易量总额也在千万两白银上下。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所谓的走私，朝廷是收不到一分一厘的税银的。
威海卫、大嵩卫、靖海卫、成山卫都有各自所属的码头甚至是私港，从朝鲜、倭国乃至从暹罗、安南而来的货物，其中包括宝石、粮食、盐铁、香料、、木材、药材等等便从这些私港上岸，通过山东大大小小的货栈、商行，流入内地。而大明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特产也从这里登船，流向海外。
朱平安为什么一到登州便要立刻将四卫的指挥权抓到手中，便是这个原因。多年以来，豪商巨贾与朝中权贵勾结，将海贸的利润占为己有，四卫不过是一个中转站和登陆地点而已，而刘泽清和鲁王府作为山东的地头蛇，一面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一面又参与到这种走私的行动当中，可以想见，这些年他们究竟从中获取了多少利润。
而掌控四卫以后，朱平安第一步要做的便是不遗余力的打击四卫的私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除了威海卫是暂时由洪胖子暂时署理之外，四卫的战绩都是令人咋舌。
一个月之内，四卫士卒与登莱水师配合，与走私商团激战十余场，缴获的货物有百余船之多，蓬莱特意修建的五个大型仓库竟然堆得满满当当。
当然，朱平安也知道这些船队背后都有朝中权贵和各地督抚的影子，因此并没有赶尽杀绝，只是宣称朝廷在登州设置市舶司在即，将要进一步规范登州地区的海贸经营，今后登州只有一个合法进出口口岸，那便是如今正在加紧修建的蓬莱港。
对于被扣押的货物，没几天，登门拜访的人便挤破了都司衙门的大门。朱平安也不为难，只要交足罚金，保证以后都在蓬莱上岸，供市舶司抽取商税，便在不为难。只有一点，登州知府衙门和都司衙将在登州府东南方向开垦荒地百亩，以后那里便将成为登州的贸易区，将有来自于内陆以及海外的各路客商齐聚于此，通俗点来说，以后进出货物，不必再千里迢迢的订购、商谈、送货上门，就在这贸易区内便有各路的客商，大可以一次性谈好，便在这贸易区内进行交割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