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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行大会第一项，核实所有与会委员身份。”石友安说完话，按了一下桌上的传唤电铃。
三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抬着一个箱子走了进来，开始对八个老头进行指尖血样采集，同时还要取指纹，检验眼底虹膜。所有样本都在至少两个人的目光下贴上标签封存，最后放入箱中送到医疗站去立即检验。
根据二十多年前就已制订的紧急状态法案，第一届救国委员会由和平时期的委员提名并通过不记名投票选出。救国委员会原名紧急状态委员会，这编制本来是个预防万一的应急措施，除了每隔十年更换一次的例行公事，很少有人会提到它，被选中者既不会接到通知，也不会有任何职务和地位的改变。从各方面来看，这就是个摆设性质的东西。
但是，突如其来的核战，改变了一切。
第一届救国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后尽管只存在了十个小时，但那十二位委员仍然做了一些实事。例如决定向法国人租用侦察卫星改变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呼吁全民参战，以及确定第二届救国委员会成员名单。
十小时后，露西亚人的一枚远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了第一届救国委员会秘密聚会的城市，五百万吨当量的核爆把那座号称鱼米之乡的省会城市刨出了一个直径十公里的弹坑。第一届救国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在城内一处秘密人防工程基地内，虽说是人防工程基地，但距离地面仅有两三米的深度，根本挡不住这种级别的核爆。
整个人防工程基地内包括驻军在内的上千人全部灰飞烟灭，没人知道露西亚人是怎么掌握了救国委员会的聚会地点，有人推测是叛徒内奸走漏了消息，也有人认为是委员们乘坐的高档进口越野车暴露了他们的行踪，还有人认为委员随从们携带的卫星电话才是祸根。不幸中的万幸是，第一届救国委员会及时留下了第二届委员会的名单，共和国的火种侥幸得以保存。
再没有任何人敢提议在人烟密集的城区召开这种级别的聚会，第二届救国委员会成员初期都保持着接近潜伏状态的工作模式，直到越来越复杂的局势迫切需要他们来一次面对面的聚会，这才有了由国防部和国安局主持安排，在零九号国家战略永备基地举行的第二届救国委员会第一次大会。
“八名委员身份核实无误。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确定第三届救国委员会候选委员名单。”石友安宣读的语速有些快，他用眼角余光迅速扫了一下手表。
虽然零九号国家战略永备基地位于深山之中，但千万吨级当量的核弹拥有移山填海的威力，只要找到准确位置，要摧毁整座基地并不难。根据技术专家的建议，这次大会最好不要超过十小时。作为知情的主持者，他必须加快会议进程，争取赶在死亡线之前结束这次聚会，并将所有委员全体疏散撤离。
需要商量的紧要事项很多，但确定下届委员会名单的重要性也不低，上届委员会的教训已经摆在那里，谁也不敢保证下次开会时没有核弹来袭。所以，第二届救国委员会必须为他们自己预先选好接班人。
救国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没有严格限制，只要是战前省部级副职以上的干部都可以。不过提名是一回事，通过不记名投票正式成为候选者又是另一回事。从提名到投票都是由救国委员会成员一手包办，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有人质疑过这种执政模式的合法性。但是，第一届救国委员会共同签署发表过一个书面声明，所有十二位委员都发誓效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坚决反对滥用权力为己谋私。
这份声明书的最后是一句振聋发聩的政治宣言：“没有人可以剥夺救国委员会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忠的权力！”准确地说，这是十二位委员的心声。
现在已经不是和平年代，出任救国委员会委员职务意味着空前的巨大风险，意味着随时可能在核弹的爆炸中人间蒸发，意味着永无休止的工作和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国难当头，这种情况下能留下来的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
物资的极度缺乏已经让国朝各级别官僚对资源的调配权直线下跌，捅开窗户纸来说就是当官的油水暴减。收益和支出比发生剧变后，各级官员弃职逃逸携家潜逃的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是救国委员会这么个顶级机构同样也不被看好，第一届救国委员会原定成员十五名，但战争爆发后接到紧急通知的成员中有一人已经死于核弹爆炸，另有两人选择了主动弃职，剩下十二人组建了第一届救国委员会，彻底取代了原先五大班子的传统权力架构。
在真正有头脑的人眼中，巨大的风险同样也意味着难得的机遇。高层官员的巨大伤亡虽然看着触目惊心，但也因此腾出了大量空位，这些位置是为有能力有眼光的人准备的。战争不会永远延续，当和平到来时，拥有这些位置的智者将为自己前期的艰辛付出获得千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即便再有能力的人恐怕也要在论资排辈的队列中耐心等候个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