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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专门针对训练的一种**方式——“买闲”。所谓买闲，也就是，你这当兵的不想在训练场上吃苦是吧，那好，你交一笔钱，你就可以不操不练，无须“沙场秋兵”，天天呆在被窝里睡懒觉可，去玩牌逛窑子也可，没人管你。你既想当兵拿着军饷，同时又想去经商赚钱是吧，那好，你交一笔钱，就可去贩盐去卖布去开五金器具店，而且你再交一笔钱，那军马也可以归你驱遣去搞运输，价格是每马月纳三百余钱。
朝廷之师是不能搞经营的，一搞经营，那就是“武人都惜命，武人只爱钱”了。而明朝的武将都特别喜欢搞“经营”，其搞经营手法有二，一是给商人当保镖、搞走私。自汉有“盐铁论”以来，食盐作为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一直是由国家搞垄断经营、专买专卖的，后来通过开中把法把权力下放到了下面的盐商手中，按理，除了他们，是没人有资格贩盐卖盐的，一旦抓获，便是除以重罪。
但是贩盐卖盐其中利润实在是太高，所以历朝历代，盐贩子根本就是抓不尽，抓不绝的。明朝也不例外，私盐贩子眈眈窥视，四处潜藏奔走。而到了明朝后期，私盐贩子们找到了一特别坚固的保护伞，那就是军队。他们花一笔钱送给某军官，然后这军官就派军队“武装护送”，虽这会儿明朝士兵地位低，武官地位低，但那是和文官相比的，一般民哪里惹得起？而且车上插着军旗，那就是军车，便是地方官也是生怕惹事，不敢阻拦的。
是以基本上都是一路通行，时间长了，尝到了甜头儿，这些军官们不但“往往受财故纵”，而且接受盐徒财物，护送私盐出境。
其二呢，则是自己干脆搞起了“第二职业”。明朝为让军队减轻财政负担，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实行军垦，大兴屯田。屯田在国朝初年是搞得很不错的，太祖年间，一年税粮，米麦豆粟等有三千二百多万，而军屯交上来的子粒粮就多达七百万石。“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非常轻松的就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所以洪武大帝不无自豪的过：“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不过到了后期，军屯几乎变成了武官家的“私田”，他们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而且利用武官身份，一分钱的税都不纳。明英宗时有名为田礼者，“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余顷，递年不输子粒。”除了武官之外，各地驻守的内监和功臣勋戚也是上来凑热闹，宣德四年，武官与镇守内外官，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都司并直隶卫所，多占田地耕种，栽植蔬果，动千百亩，皆无税粮。
正统元年，镇守太监王贵于陕西占种官田百余顷，侵夺军屯水利，私役军卒九百名。王安、王瑾，于甘肃共占田六百余顷。各地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弘治八年，太监、总兵等于甘州，屯田肥饶者多为太监、总兵等官占压。镇守太监傅德、副总兵都督周玉，于甘肃盗种屯田三百余顷。弘治九年，镇守太监傅德于甘肃占种军田70余顷。正德四年，镇守太监宋彬于甘肃等处查得庄田一百一十二顷。分守凉州御马监太监张昭于甘肃等处占地三十三顷。
嘉靖元年，分守太监李睿于阳和天城，侵占庄田（疑即屯田），役军耕种。嘉靖八年，镇守太监白怀、监枪少监张泰于辽东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隆庆元年，勋臣内官镇守总兵占宣府牧马地、屯田团种等地，往时以勋臣内官为镇守总兵，各佃种数十顷，收租以充公用。后虽奉旨革回，而占田如故。隆庆三年，内官及公侯之家，狡猾之徙，（私将屯）田投献内臣及公侯之家，名曰香火功臣等地。
这是侵吞屯田，至于其它的敛财手段，就更是不胜枚举。
历朝历代，国家对军队的拨款是占财政大头的，其中的人头经费——也就是军饷——绝对是打足预算的，明朝的武将也没少在这方面开动脑筋。第一种手段是发扬了**“老传统”，直接克扣士兵粮饷，如果财政是按人头每人每月n两银子拨付，在到他手之前就去了三成，而在他那里，又去三成。这三成就入了私囊，贪了这些，明朝的武官还是不满足。若是全部都归自己那多好？半贪了之后便想全贪，他们想的办法无非就是老一套——虚报名额。
士兵死了，不上报，这还不行，士兵自然死亡毕竟不多嘛，那就逼迫士兵逃亡！或者，那就放纵士兵逃跑吧！所以，许多基层单位，士兵空了一半甚至是一大半，而上报的人数依然记录在册，上头依旧是按照花名册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