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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城墙被加高加厚之外，每个大约十几丈的距离，便有一座高耸的碉楼耸立着，碉楼是用麻石混合着青砖建造的，大约有两丈高，一丈方圆。有上下两层，朝外的一面，开着两层窗口，一层在离地大约一丈三尺的高度，一层在一丈八尺左右的高度。加起来一共是八个，这窗口，实际上就是射孔。
这年头儿村堡之中基本上都是有些民勇的，这些民勇数量为之不少，手里的其他兵器也有些，但是弓箭却很少。能够远程射击的弓箭在这个时代可是战略性物资，私藏弓箭乃是违逆大罪！但是蓑衣渡苏家在上头很有些关系，因此也搞到了一些，不过都掌握在苏家的家丁手中，等闲人是见不到的。
本来破败的大门也被重新修建了，不但重建了大门门楼，而且还在两边各自增加了一个碉楼。
一般来，流寇土匪手里头都是没什么攻城器械的，他们若是要攻打蓑衣渡，九成九的可能是把攻击重放在大门口的。而现在重建之后，门楼足有一丈六七尺高，城墙也是高厚，就连大门，都是用足足有半尺多厚的木头重新打造的，异常之坚固。
只要不是混进内奸来把大门打开，别是一般的山贼土匪了，就算是建奴也未必能把蓑衣渡打下来。
在这个年代，纵览整个东亚，建奴野战绝对是毫无疑问的天下第一，但攻城战却并非是他们擅长的。当初万历末年的时候，建奴纵横辽东，连下城池十数座，但打的这么胜利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攻城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当时的明军心气儿没了，望风而逃，几乎所有的城池都是门户大开，拱手让人。
到了后来，后金野战连战连捷，大明朝几乎没赢过，但是后金攻城战上面，却是乏善可陈。只要是据坚城以固守，他们往往就很难拿下来。就拿去年的入寇来，他们固然是纵横晋北，劫掠无数，但却有不少的村堡关门固守，建奴便愣是打不下来。
他们倒不是不善制造器械，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士兵数目少，少且精锐，实在是没多少人命可以消耗，而攻城战就是不折不扣的绞肉机，攻城的一方就是要拼人命拼消耗的。
不过等不了多久，再过一两年，后金兵的工程能力就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因为他们火炮的数量在以一个远超明朝的制造速度在飞快增长。
在这会儿，正是崇祯七年崇祯八年的光景，建奴非常重视火炮力量的建设，因此早在老奴努尔哈赤时代，便已经开始装备火炮了，但这些火炮基本上都是从明朝那边缴获的，一来威力太弱，二来数量也少。到了天聪年间，这种局面得到改善。
后金大致从天聪二、三年开始自己造炮、四、五年开始用炮、如于天聪五年正月，佟养性组织一批汉人军匠仿制成第一门红夷大炮、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到七年便组成组建了一个新的兵种：乌真超哈。汉译为重兵、即炮兵部队。又新建汉军八旗、由佟养性统领。不久、这支部队便在大凌河之战中初露锋芒。清太宗实录卷十载：至红夷大炮、我国创制后携载攻城自此始。若非用红夷大炮击攻、则于子章台必不易克、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红夷大将军故也。
但后金在战中已经不精于操炮，技术比较粗糙。
不过自从崇祯四年之后，建奴的火炮力量便有了一个飞速的增长，正在不断的拉近和大明朝的差距，到了现在，怕是这个差距已经要抹平了。
原因就在于孔有德投降。
吴桥兵变之后，孔有德叛军纵横山东，在登州之役**掳获七千余名士兵、十万两饷银及三百余门火炮，此后在山东各次战役中又获红夷大炮多门。六年四月，孔、耿以船百艘载男女一万两千余人，连同军器、枪炮等，从鸭绿江口镇江堡登陆降金。
孔有德在致皇太极的乞降书中云：“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后金虽于天聪五年正月起，已在汉人佟养性的督造之下铸成红夷大炮，但数量有限且操作技术不精，故黄台吉对这支部队的重视超乎寻常，力排群议、特出城十里迎接，表达其对这支明朝叛军来归的重视。
天聪八年十月、明镇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也携带包括四门红夷大炮在内的大量火器投降后金。由于孔、耿及尚叛军的到来、和许多直接购自澳门葡萄牙的优质火炮、不仅令后金获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得到全套铸弹制药的技术以及瞄准的知识与仪具、使得后金迅速跨越了引进红夷火器技术的初始阶段。短短数年之间，八旗军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无
怪乎皇太极会出郊十里隆重迎接孔有德、以表达其对此一部队来归的重视。至此，徐光启苦心经营的以西洋大炮为核心之军事改革受到重创，而其成果反为后金获得。从军事角度而言，崇祯四年发生的吴桥兵变乃明清战局之重要转折，盖因叛变之孔有德、耿仲明属部拥有当时整个大明最先进，威力最强大的西洋火炮，并受过之前一年便抵达北京的葡萄牙雇佣军火炮部队的训练，操炮之法极强，远远超过此时大明朝和后金任何一支炮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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