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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思宗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思宗,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要首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思宗,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思宗。思宗在明代皇帝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好色。在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下,思宗自然对美色更无兴趣了。据说,思宗怕引起魏忠贤的担心,将魏忠贤送来的4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了下来,但却仔细地将4 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
思宗命4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导引思宗做一个荒淫的皇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思宗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思宗,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的试探方式。这时,一思宗手迹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思宗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
魏忠贤于是在九月二十五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思宗的批复是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相反,思宗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自然,思宗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戆(zhuang)直冒死直谏的。因此,最后倒魏的时机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
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之策。思宗自然知道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却还能中进士。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7天后,思宗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
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主事钱元■(que)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五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弹劾魏忠贤。直到二十六日,思宗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
十一月初一日,思宗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思宗敏感的神经。于是,思宗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旅馆里,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就着手进行了。在思宗的一再严厉督责下,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yan)。
思宗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思宗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思宗的远见卓识。然而,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袁崇焕像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然而,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
思宗的多疑,在明代历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名叫陕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即”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思宗从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生疑。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由于是南方人,思宗私下里称他为”蛮子”。明代两广并不是文化发达的地域,所以当地出身的官员倒确有另外一种气质。像出身于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的海瑞,也曾经是一代名臣。袁崇焕的才能,体现在军事方面。即使在他被杀之前的一段时间,思宗仍是以为”守辽非蛮子不可”。可以说,他是明末最善于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明军将领。他是一名文臣,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进士,却在天启六年(1626)就做上了肩负东北防务重任的辽东巡抚。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军事才能。曾经向思宗推荐过袁崇焕的官员吕纯如,对袁崇焕就有”不怕死,不爱钱”的评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就足以开出一个太平盛世来。
明代的边将中,不贪财的极少。像万历年间著名的边将谭纶、戚继光,都非常善于敛财。明代的许多次兵变,多半是因为边将的贪财和克扣军饷造成的。因此,袁崇焕”不爱钱,不怕死”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必然能够取得士兵们的拥戴。袁崇焕的军队在明末也就成为最能作战的军队。
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后,在明军与后金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优势。幸好宁远一战,袁崇焕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胜了一次,暂时使辽东战局在天启六年出现转机。但是,袁崇焕很快被魏忠贤罢免。思宗即位,在处理完魏忠贤一事之后,便全力应付辽东战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重新召还了袁崇焕。次年元月,即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然而仅仅3年过后,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的下午,袁崇焕便在京城的西市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这可说是思宗统治期间最大的冤案。历史学家们对袁崇焕之冤死,有过许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