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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秦凤、永兴军两路，本是贫瘠荒凉之地，两路总计户籍不到十二万户，百姓亦不足百万众；正常的时候，除了原住此地的百姓之外，便只有朝廷派驻的兵马和商贾前往。
人口又少，产出自给尚且不足，年年干旱年年饥荒，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宋重点的救济对象；说句难听的话，若非这两路在战略上是无险可守的汴梁城的唯一屏障，若非怕背负祖宗江山被侵占的骂名，朝中早有人提出要放弃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的。
但自宝元元年党项人李元昊脱宋自立，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之后，秦风、永兴军两路忽然变的热闹非凡。宋仁宗宝元元年，自立为大夏皇帝的李元昊写信通知大宋朝廷，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立即引起了大宋朝廷的极大愤慨，赵祯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
从此之后，长达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于是乎兵马云集，城寨蜂起，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沿着边塞一线竟然建了兵寨数十座，边陲驻军也从原先的五万余人逐渐增加至近十五万人，在这片土地上，有人立下赫赫战功扬名立万，有人败走麦城身败名裂，更多普通的百姓和士兵丧命于此，将一腔热血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总体而言，三年多的战事中大宋吃亏的次数多，小的败绩且不论，光是宝元二年和康定二年的三川口和好水川之战中，宋国便吃了大亏。两次大战，西北军将士死伤人数超过十万，将领阵亡近一百五十余人，可谓奇耻大辱。
但军队的阵亡还不是主要的损失，真正的损失是被西贼捋掠的人丁，毁损的城寨和抢夺的货物，军队的损失和民间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光是庆历元年一年时间，两路为西贼捋掠的百姓人丁便足有三万人，牛羊牲口数十万头。
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便是百姓，本已经生计艰难的百姓们无奈的放弃了土地，朝廷为了防止边民流入内地作乱，下了严令禁止百姓回撤，同时下令当地百姓就地转为民夫劳役，为军队筑城修寨铺路搭桥；此举虽不人道，但起码让百姓们能从劳役中获得酬劳，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进入庆历二年之后，范仲淹和韩琦两人的提议得到朝廷的首肯，一改以往硬碰硬的战斗策略，改为坚壁清野防守反击之策，加固城墙堡垒多设远攻武器，拒不与西贼之兵大规模会战，这才将形势稍微缓解。
李元昊数次派兵骚扰，但凡村庄之处均为空屋鬼村，所有的百姓均携带财物躲入各个城寨之中，西夏兵一无所获，进攻城寨却又连番吃大亏，这才渐渐偃旗息鼓，双方的态势渐趋均衡。
战争打到这个份上，双方拼的便是内耗了，谁也不敢松懈，谁也不肯服软，都在暗自喘息寻找机会咬对方一口。
这期间大的战役虽没有，小的战斗却接连不断，最为提气的当属延州指挥使狄青指挥的几次小规模的战役，在他的指挥下，宋军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并缴获帐篷兵器物资等无数，同样捋掠回来牲口五千七百余头，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在前线要害之处插上了一根根的钉子。
范仲淹的坚壁清野防守反击之策在朝廷中褒贬不一，有人讥讽范仲淹这是丧失了大宋的骨气，当起了缩头乌龟；但事实证明此举一举扭转了颓势，让大宋成功的将李元昊的嚣张气焰打压了下去。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便是好猫，战局的好转自然让这些反对的声音渐渐消亡，用韩琦的话来说‘范希文此举，乃是避敌之锋芒，让西贼骁勇之骑兵无用武之地，乃明智之举。’。
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西夏军队最为凶悍之处便是他们的铁骑，纵横来去往来如风，而且党项族人个个精于骑射之术，在旷野平原上拿步兵跟他们硬碰硬，那正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惨败那是必然的；而坚守城寨之后，坚固的城寨阻挡了骑兵的突进，再加上大宋军队的主力便是弓箭手，居高临下辅之以床弩之类的及远兵器，自然让西夏军毫无办法。
西夏军队骑兵为主，从来不用什么投石车之类的攻城器械，最多也就是骆驼背上驮着的旋风炮，这玩意虽能及远，但因不是配重式的投石机械，而是全靠人力发射，故而投出的石块距离有限，威力也小到对宋军忽略不计的程度，士兵会偶尔被砸死，但城墙却几乎无损，于战局无多大益处，反倒是需要靠近射击，被宋军居高临下的床子弩射杀了不少。
元昊不是不想用重型投石车攻城，但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一来造价昂贵，西夏的国力确实承受不起，以战养战是他的终极策略，劫掠的物资和财物可以弥补他消耗，让西夏军有再战之力，否则大夏国全民皆兵生产几乎停顿的情况下，他拿什么来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