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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主任并没有责怪陈越此次没有去成监狱，反而在电话里再三提醒他：“千万千万要给我注意安全。实在不行，你就把车撂在ats天津局院子里，甭管它了，坐飞机回来。现在天津每天都有一个航班直飞北京，现在不是旅游旺季，机票还是好买的，折扣也打得挺厉害。你千万别给我省这钱！”但，陈越还是没坐飞机。不是舍不得那点机票钱，是不舍得把那辆七八成新的suv越野留在ats天津局院子里，请他们的同志暂为保管。
他太知道基层局里那帮年轻小子的“德性”了。你要把一辆高档进口车交给他们保管，就等于委托一群“饿狼”保管一块“带血的新鲜五花肉”，还能有个好？但“安全”的确是要注意的。来的时候，这一路，陈越走了约两个小时。这回去，他整整走了四个小时。不只是遵照ats主任的“叮嘱”，放慢了行车速度，更重要的是他压根儿就没走原先的国道和高速。尤其是高速，通常情况下，每天几乎都会出几起车祸，撞几辆车，死个把人。如果有人存心要在高速上害你，出了事，还真让人整不明白真相。于是，在某些路段上，陈越不仅不走高速和国道，甚至都不敢走省道，索性甩开大道，一头攮进广阔的原野之中走乡村小道，让你压根儿就摸不着他的行踪，找不见他的去向。傍黑时，你瞧着他拐进路边“姐妹花”小饭馆，点了大盘的“杀猪菜”、“手撕肉”，要了当地用纯高粱蒸的六十二度白酒，边吃，还边跟那对二十啷当岁的“姐妹花”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似乎当晚铁定是要在小饭馆后院那用水泥预制板搭起来的“住宿部”住下了，或者还有可能跟那对“姐妹花”成就一番“好事”。但到明天早晨你再看，他早走了。肉吃了不少，酒基本没喝。等天黑透，餐厅旁的“卡拉ok厅”亮起红红绿绿的串儿灯，破旧的低音炮里不断传出让人忘乎一切的轰鸣声时，他悄悄上路了。摸黑慢慢开出一两里地，才开亮车灯，加大油门，一直到离北京还有一百来公里时，他才突然拐上高速，以一百四五十码的车速，飞一般直扑北京，直扑ats总部。
大会议室中，一夜没睡的ats主任，焦急万分地问，怎么走那么长时间？怎么把手机也关了？你要急死人呢？！！陈越啥也不说，只是揉着酸涩疼痛的腰肢，一屁股坐倒在那只深棕色的磨砂皮小沙发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指着暖瓶和水杯，嘶哑着嗓门，说了一句：“先给我倒杯水，行不行？”
汇报整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出乎陈越意料的是，来听取他汇报的，除了ats主任，还有很多别的高层，基本上ats各部的领导全来了。当然，这些领导都是冲着“汪董事长之死”来的。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陈越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让自己的汇报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必要的客观和冷静。
而让陈越惊讶的是，领导们的反应却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平静（他完全能理解他们这时的“平静”）。他们好像在事前已经从谁那儿领受了什么指示，统一过各自的态度和想法，不管陈越在汇报中怎么强调事发当时是如何的紧急，整个事件可能隐衬着一个怎样严重的背景，又怎样形象地描述“汪董事长”的绝望和无奈，这几位领导只是听，只是问，绝口不做任何分析性的议论，也不发表任何表态性的言论。
也许受到领导们这种高度自控力的感染，一开始相当激愤的陈越，后来也渐渐趋向了平静。
“天津交管部门非常配合，他们已经就你在中环路上那次危险，做出了最后明确的结论，这事故确实是由无任何加害意图的意外车祸造成的。”ats的另外一位副主任最后说道。他在听取汇报的全过程中一直没出过声。
陈越想要反驳，但遭到了ats主任的制止，“情况嘛，大致就这样了。辛苦你这一趟，够累的。好好休息一下。”主任最后则由衷地向陈越表示了组织的关怀。
陈越就这样失落的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喝了会儿闷茶，随即，也起身回家。
走出那个被高大白杨树包围着的院落，雨已经不下了。发动了车以后，陈越却又在驾驶座上呆坐许久。他觉得自己浑身不得劲儿，一时间却又搞不清楚到底是哪儿不得劲儿。一种莫名的遗憾，一种同样莫名的失落，一种由这遗憾和失落造成的歉疚，突然涌上已然疲惫不堪的心头。在ats这几年间，他领受过无数次任务，出过无数次外差，但从没有一次像这一回这样让自己感到如此的失落和遗憾。
“难道我做错了什么？难道我当时真的应该冒险去趟监狱么？”为人精细而稳重、因此有时还显得多少有一点优柔寡断的陈越，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追问自己。
有人说过，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不用去呼唤“苍天”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正义总是能战胜邪恶的。陈越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大的，在获取了这种基本信念以后，他再也没有动摇过。如果汪天晓真的是被陷害的，他真的就没有参与到贩毒过程当中，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
一个用了自己一生的时间打造了国内相当知名的天穹集团的老人，就这样被人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