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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时分，在天津的监牢里，不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段芝贵故意将汪康年和两个杀人犯关押在一起，还命人审讯时严加拷打，皮鞭抽得汪康年皮开肉绽，痛不欲生。
段芝贵一定要让汪康年供出诋毁曹锟的“幕后的指使”，因为他认定发布在京报那篇《特别贿赂之骇闻》是曹锟的政敌指使汪康年写的。
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并没有使汪康年屈服，他低头看着自己满身的血污，低声对前来逼供的段芝贵说：“你走进一点，我就告诉你谁指使我的。”
段芝贵往前走了两步，打量了一下汪康年。汪康年竟如此身躯瘦小，精神不振，好像用一个指头推一下就会倒下去似的，一介文弱书生！
汪康年却趁着段芝贵不注意，“呸”地一口血水吐到段芝贵的脸上：“你这狗官，我代表六万万民众监督你们，还需要谁指使？要说谁指使，乃是本人的良知！”
段芝贵掏出一块白手帕，抹干了脸上的唾沫，他大怒，道：“我呸！你还真猪鼻子上插根葱——装大象。你代表六万万民众？老子不就是民众？要你这狗娘养的代表？良知？良知是什么东西?我今天倒要看看，良知能扛得住警棍吗？”
说完，段芝贵一挥手，身边的狱警拿着警棍就往汪康年的头上砸去，汪康年的头顿时血流如注，凄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个监狱。
汪康年被天津巡警抓走，京城的舆论界哗然。那天夜晚，汪康年的好友、《图书剧报》社长兼首席记者郑正秋，一身黑缎面棉袄，都穿圆了，还戴着皮帽子，很怕冷的样子，伏案聚精会神地赶写一篇关于谭鑫培莅京演出的文章，准备在下一期的《图书剧报》上刊用。这时候，门“吱！”的一声打开，他的阿婆领着汪康年的妻子夏月进来了。
夏月一进屋，无限伤心地感慨，说：“唉！这次康年碰到了厄运。”
郑正秋淡淡地说：“人总是有碰到厄运的时候，不会老是一帆风顺的。就是孔圣人，不是也在陈、蔡之间遇厄绝粮吗？老汪碰到什么厄运？”
于是，夏月把她所知道的关于汪康年被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郑正秋。郑正秋听完很气愤，于是又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次日的《图书剧报》上，揭发此事。他毫不留情地指斥段芝贵行为卑鄙，还说段芝贵买杨翠喜的五万块钱是贪污受贿得来的。有背景的《华报》迅速跟进，详细报道了汪康年入狱的事情，还偷拍到了杨翠喜在曹锟家后院遛狗的照片，杨翠喜之名一时哄动全国。
曹锟一看事情闹大了，纸包不住火，只得让段芝贵出来辟谣。段芝贵便让商人王益孙将杨翠喜领去，声称是他买下的使女，花费不过三千五百元，并非外间所传多至五万元。待到查案的人到了，这边已经布置妥帖，人证物证俱在。
但是，段芝贵的敷衍并没有平息掉报纸的舆论。各报继续炮轰他的说辞漏洞百出：比如说王益孙买一使女花费三千五百元，已大大超过常理，“使女者婢之别名，天津买婢，身价数十金，至百金而止，无更昂者。以三千五百元而买一婢，是比常价增二三十倍矣。王益孙即挥金如土，愚不至此。”
有报纸指出：以杨翠喜的色艺和知名度，她岂会甘心给人做一使唤丫头?“翠喜色艺倾动一时，白居易《琵琶行》所谓名在教坊第一者，无过是矣。老大嫁作商妇，尚诉穷愁，岂有年少红颜，甘充使女?”
还有的报纸更是不怕事多，搅混水，从人的正常*的角度分析，说：“坐中有妓，心中无妓，古今惟程颢一人，下此虽十年浮海之胡铨，不免动情于黎倩矣。而曰买为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
还有的报纸，甚至劝王益孙不要替人出头，以免遭受无妄之灾。
总之，舆论的力量终不可小视，一时举国哗然。看了报道，李经述也很震怒，他原以为，买官卖官这样的事情，在清朝那样*的政府才有，没想到现在也有这样的权钱色交易。他马上命袁世凯尽快查办，还亲自批示：“滋事在报业内引起轩然大波，还引起社会上关于废除妓馆的争论，一定要有个令人信服的处理结果。”
袁世凯看了一下几张报纸的相关报道，很多都把杨翠喜描写成一个不知廉耻的荡妇，骂她是“红颜祸水”，要求将她“用石头砸死”。而唐群英等女权主义者则极力为杨翠喜辩护，要求追究曹锟“卖官”之罪，还有段芝贵的“性贿赂”之责。
袁世凯便将这件复杂的大案交给了李尚民，有意锻炼他。
李尚民赴津查办此案，行前曾对报界透露，初拟至王府搜查杨翠喜是否在府，并调查王益孙买卖杨翠喜的事情。段芝贵得讯，即将翠喜暗接回津，王益孙与杨父签订了一张由王出银3500元买杨翠喜做小妾的契约。
李尚民抵津后，即带人赶赴王益孙家中，并在此将杨翠喜查获，据王益孙称，杨翠喜为他一月前在大观园买得的小妾。后又至天津商会查阅账簿，并将会长王竹林、助理宁星甫及商会司账等一同带进京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