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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成都再处理不迟，那样摁一下他喝一口，要杀要剐都是一句话事情，没必要事前惊动，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
旧历宦海，精明干练的蒋琬、董允不会如此盲目急躁。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这些荆州籍代表人物的心胸，比起诸葛亮更要狭隘。
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屏障了他们视野，在他们眼里，荆州籍宗派利益大于西蜀政权的安危。
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想乘此机会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并从五次“北伐”失败中平安过渡。
其二，魏延不懂得军事政变的特征。军事政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得对方难以捉摸。
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令，就不能放费祎离开，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之一。此时的魏延，应在扣押费祎后，再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
可爱的魏延，竟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想要实现夺权的军事阴谋，这就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已经失去了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
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事政变已经流产，从自身考虑，首先是需要考虑如何安全回撤；其次是保护自己不受追究，至少也应将责任过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如反客为主，利用刘禅的不满和愤恨，联合益州籍将领，主动清算荆州籍包括诸葛亮罪责，更有七分成功把握。可惜的是，魏延乃赳赳武夫，除过夺权外安知其他！
其三，魏延缺乏应变策略。军事政变尚未发动就已流产，原因在于事前缺乏应有的第二套、第三套应急方案，情急造成的直线思维，魏延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他率领断后部队，绕捷径抢在主力前边，烧断主力回归的栈道。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根本无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三对纠纷：
第一，将同杨仪争夺军事指挥权的葛杯，发展成两支西蜀大军之间的对立。第二，把诸葛亮退军安排和自己夺取军权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使自己与诸葛亮分庭抗礼。
在当时，两人的地位威望势力都不成比例，魏延的弱势十分明显，很难得到将士的支持。
第三，全军将士已归心似箭，魏延却要继续“北伐”，无疑，魏延的个人意图，同全军将士的息兵罢战尖锐对立。
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三对纠纷，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更不知化解应对。所以，魏延所部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发生局部战斗时，长期追随魏延的亲兵爱将私属部曲等，都认为魏延没有道理，不愿意为他卖命，于是像瞎子放炮仗——悄没声息地散了，仅剩下魏延父子两个。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