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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和奴役中国之前，中国的文化阶层即士大夫知识精英们，一贯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掌握文化的地方，中国之外都是蛮荒之地，都是文化沙漠。但是西方征服东方后，高高在上的中国文化精英们被打入了绝望的谷底，他们被迫进行自身文化的反思和重新审视，最终他们分成三派，第一派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是，国人抛弃传统文化，缺乏天下为公的美德，缺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忠君爱国之心及献身精神，这派人认为要战胜西方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道德教化国民，这一派叫保守派；第二派认为是中国战败的原因是，中国军队技不如人，中国缺少洋枪洋炮等先进武器，因此中国只要在武器制造方面赶上西方，中国马上能转败为胜，战胜西方，这一派叫改良派；第三派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问题和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只能造就封建帝王的奴才，这能培养见风使舵、持枪凌弱、偷奸耍滑的民间社会和江湖文化，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国人，遇到外敌只会割让利益和投降，遇到自己人只会无底线无原则地搞暗斗、搞窝里斗，这派认为应该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包括汉字和汉语等中国文化要素），进行全盘西化的文化改革，这一派叫改革派。在民国初年，改革派基本上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改革派骨干分子都是一些留过洋，主动接受西方文化洗脑的新知识分子，本来西方文化就没有什么丰厚的内含，加上这些人的传统文化根基非常浅薄，因此这些改革派显得非常自卑、浮躁和肤浅，他们私自帮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找祖宗，说中国人某某人的后裔，中国文化起源于地中海地区某个法老墓穴或者神庙里，他们还喜欢为东亚地区各民族找祖宗，搞得中国人思想更加混乱，民族矛盾更加严重。最终因为中国出现伟人和圣人，改革派才没有废弃汉字和汉语，中国人才从新找回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没有文化和民族的文化沙漠地区。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问题，我们只讨论语言、文字和文化的本质意义。
本文以上论述表明，在语言方面，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来源一个共同源头。人类最早的文字是形象文字，根据本文的科学推测，人类在距今4.5万年之前已经创造了象形文字；根据西方考古学家推算，腓尼基文是世界上的最早的拼音文字，它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希腊文即希腊拼音文字。因此，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拼音文字发展历史只有短短的3000多年，由于拼音文字只是纯粹的音标符号，因此拼音文字只是一种发音，如果没有相应的解释，这个发音将毫无意义。纯粹的象形文字是通过抽象的线条构图对一种特定的事物、现象、行为和情感进行描述，因此没有语言配合，阅读者也能明白文字意义，以及文章的内容。文字与语言形成对应关系之后，象形文字在构造被赋予标音和借音功能，如“旦da
”是太阳初升，黎明之意，由于旦与胆在读音上一样，因此旦成了胆的表音边旁；“丹da
”是红色之意，由于太阳初升表现为红色，因此丹借用了旦的读音，这种表音和借音现象在汉字中非常普遍，读者可以自己研究。
也就是象形文字具有的文化信息量是拼音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汉字是一种连续发展了几万年，而且目前还在使用的活文字，目前被保留下来的汉字共计3万多字，专家推测被创造的汉字不会少于10万字，而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和定义，由此可见汉字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巨著，汉字包含着人类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果没有汉字人类将失去很多文化记忆和文化成果。
当文字与语言完美结合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官方史书之外的历史和远古文化现象，汉字繁体“郷”的边旁是郎la
g，文字的象形解释是“有郎的地方叫家乡”，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女寨才具有家乡的意义，男寨一般都是军营或者苦力工场，郎是专门帮助女寨生儿育女的成年男子，如果女寨没有郎，将没有快乐、希望和未来，因此有郎才有家乡。目前在泰越文化仍然形象的广西壮族居住地区、云南壮族及傣族居住地区、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的村寨周边都种植着成行成片的凤尾竹，这是为什么？因为泰越民族称呼竹子为la
g，竹子的读音与郎的读音一样，因此泰越民族在村寨旁边种植竹子是为了祈求“延续后代，儿孙满堂”。汉代盘踞于远古高原的夜郎国，他们就认为竹子是他们祖宗，也许他们的祖宗是一个有雄心壮志和超人勇气的郎或者郎官。
类似文化现象还有，比如“钱qia
”在古越语中q与x同音，因此钱也读成“仙xia
”在母系社会“仙xia
”代表女性、圣母和女王，钱字在甲骨文的象形解释是一堆金属旁边有很多戈保卫着，在母系社会里，只有女王有军队，并拥有金属货币，因此钱字借用的“仙xia
”的读音，这说明在母系社会里只有号称“仙xia
”的女主和女王才能拥有金属货币，并且这些货币都有重兵把守。古代货币都简称“币bi”，币与辟同音，辟bi是母系社会的实际统治者，相当有老大、大王，币在甲骨文中形象是被手和物件掩盖的布匹之类，也许母系社会规定，辟王可以用布匹等高价值食物作为货币，但这些货币必须存放在隐蔽的安全之地，当然币只能借用辟的读音。这种现象不仅在汉语地区存在，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毛里求斯等地区也存在，货币读音借用辟bi读音现象，这些地区称为货币为卢比lubi，在古越语中，卢lu是船、流通的意思，比bi就是辟，直译是“流通的王币”，说明货币都在王权的控制之下，民间市场货币违法。
如果没有汉字和保留至今的泰越语言，我们将无法获得这些远古时代的文化信息。这说明，保护人类语言和文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本文的分析和推理，当今和历史上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和成果，都是因为人类大迁徙、定居和发展后产生和形成的。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人类文明状况，本章我们将单独论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形成过程。
根据对全球各地人类文化遗迹、历史文献和当今文明现状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距今4.5万年至3.5万年前，人类进行海陆两线大迁徙之前，聚集在冰河期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大陆的古人类，他们已经有多套系统而完备的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在广西左右江流域地区发现数量繁多的石刻和骨刻古象形文字，以及大量的蹲式人形岩画，这些文化遗迹反映人类陆路大迁徙的主体民族——古越民族，在大迁徙时已经掌握了象形文字系统。目前中国西南的很多民族，如壮族、布依族、水族、彝族等古老民族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象形文字系统，这些都是古人掌握象形文字系统的佐证。
在大迁徙之前，农耕民族有自己语言和文字方式，同时炎热地区居住农耕民族已经掌握水稻等多水温热地区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具有在寒冷和干旱地区农耕民族已经掌握了青稞、小麦、小麦等旱地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在人类发展初期，畜牧并没有从农耕、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方式分离出来，在大迁徙之前，农耕民族已经掌握水牛、黄牛、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和家禽，水牛是农民耕耘水田的主要畜力；黄牛是农耕民族主要交通工具；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和家禽是农耕民族主要的动物蛋白食物来源。同时农耕民族还掌握使用火、冶炼金属、烧制陶瓷、烹饪食物、酿酒、医药、纺织、制作皮革、制作服装，以及制作金属、石、骨、木等工具及用具。农耕民族的生产及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要通过语言和文字方式加以描述，并进行代代传承，这个过程促进语言和文字的爆炸式发展。
农耕民族过着群居的定居生活，而且食物来源比较丰富和稳定，因此在人口发展上农耕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有优势，人类最早的社会是以农耕民族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社会的管理问题，促使农耕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向更全面和完备的方向发展，使得农耕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成为大迁徙时期及大迁徙结束之后，亚欧大陆人类的通用语言和文字，而以古越文化为核心中华文化就是亚欧大陆人类的通用语言和文字的根源。因此，目前世界各地区、各国的语言中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古越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文化要素。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结果，世界各地水稻、蔬菜和瓜果的种植技术，水牛、黄牛、猪、鸡、鸭等家畜禽的饲养技术，用火技术，制陶、酿米酒、烧煮食物的技术都是古越人和早期的中国人将它们带到世界各地的。如果没有古越人和早期中国人的全球大迁徙，世界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吃米饭、猪肉、鸡鸭肉，喜欢洗澡、喜欢唱歌跳舞。这些技术和生活方式都是古越人和早期中国人独有的。
按照目前考古成果分析，古越族的语言和文字形成于距今3.5万年至2.5万年。在古越人进入中国大陆之前，已经有从事渔猎、狩猎和采集的远古民族迁徙都这里，中国大陆的各个河流入海口地区已经有海洋民族的定居地和村落，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导致这些民族的人口发展受到限制，因此海洋、渔猎、狩猎和采集等民族人口都非常有限。
古越人迁徙到广东地区后，古越人很快同化了当地的渔猎、狩猎和采集等民族从事农业生产，形成了杨越，杨越人在语言和文字上与古越人基本一致，为了区分民族方便，定居于云南东南部、越南北部及广西西南部的古越人被成为骆越。在远古时期，岭南地区的语言都属于古越语，秦汉时期后，秦汉官方语言开始影响岭南地区，秦汉官语与古越语融合形成早期广府语即广东话的前身，早期广府语与唐宋官语融合后形成现代的广府话即广东话。长江以南地区的吴语、温州话、闽南语、潮汕话、客家话、平话等都是当地古越语与秦汉官语、唐宋官语等北方华语融合的结果。
民族融合的结果之一就是语言融合，根据我们的调查，广东东部和福建等地区的闽南语系中保留着很多海洋民族语言即南岛语的词汇，如人（
e
g）、去（ti、di）、吃（cie、qia）、鱼（ho）、肉（
ie
g）、牛（gu）等；同时在闽南语系中保留着古越语词汇：如妈妈（mie）、爸爸（bo）、妇女或者妻子（ya）、男子（di
g）、矮（dem）、高（sa
g）、水（lem）、饭（hou）、稀饭（moi
）等。
由于唐朝和宋朝对岭南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闽语和其他岭南地区语言一样，保留着很多按照唐朝和宋朝发音方式的汉语词汇，如咸（唐宋音为ham）、盐（唐宋音为lu相当于卤、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