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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贩”踩着三轮车，不急不慢地把三轮车锁在街上，到河滩上逛。
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容许任何个体经济、个体经营者存在的，对一切敢于搞个人交易的行为一律视为投机倒把。湖兴是个商业城市，小工业者、小商小贩多，大多是祖传手艺，几经“联营”，人合心不齐，仍有一些人无法解决。小商小贩更复杂，商业部门做的是大市场，统筹计划物质，掌握了一定的实物权利，是“上等人”，难免有些顾及不到的地方。加上商业点全面布局一时跟不上，“菜贩”走街串巷，态度好，菜好，正好解决了“双职工”和“晚班”工人需要，因而，有关部门便睁只眼闭只眼了。
“菜贩”的价比国营菜场每斤要高上三五厘钱，但对菜很挑剔；菜要好，还又扣水又压秤，农民不喜欢他们又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王兴荣去国营菜场“扎纸条”去了；阿淦挺老道地与“菜贩”们周旋，来了七八个“菜贩”，谈上六七个回合，双方砍上五六次价，大都在二厘钱的差价来回折腾。林木森蹲在一边热闹，慢慢悟出了门道；“菜贩”们其实在等时机，一旦国营菜场“停盘”，街面上的菜多，他们就会压价。一百斤菜讲来说去就相差三五角钱，“菜贩”们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面子”（一厘钱的上下，就可以在同伴中吹嘘或者被奚落），玩的是“兴趣”（“开市”还早，回去又不能睡觉；不如泡在这里热闹）。林木森瞄准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上去叫声“大哥”；递上一支烟。
“谢谢！”胖子说，“听口音你是外地人？”
“大哥真行！我是湖南的。”
“‘知青’，对不对？投亲靠友。你怎么来卖菜？”
林木森轻轻叹了一声，说：“亲戚家的。”
“啊——”胖子从叹气声中听到了一种人生的无奈，陪着也叹了声。安慰道，“兄弟，湖兴农村要比外面强多了；我兄弟去了黑龙江，苦！一年里大半年生活在雪地里，骨头都冻酥……投亲靠友，难！是在吃‘眼饭’！兄弟，你的菜呢？”
胖子二话不说，叫来一个伙伴，以高出国营菜场每斤五厘的价秤去了四百多斤。他离开时，林木森递给他二把小白菜，说：
“大哥，拿二把菜回家尝尝。”
胖子接过菜，小心地用袋兜上挂在扶把上；用力拍拍林木森的肩，说：
“兄弟，我姓鲁，人家都叫我鲁胖子。下回进城来捎个信给我！”
王兴荣回来，听朱丽洁一说，乐得哈哈大笑，说：
“木森真行！早知道你这么能耐，我去轧热闹干什么？”
阿淦嘴一撇，说：“鲁胖子真有趣，装了满满一车小白菜，木森送他二把，他也收下。”
朱丽洁说：“车上装的是‘生意’，木森送的是‘情义’。你没注意他把这二把小白菜小心地挂在车扶把上吗？鲁大哥是个讲情义的人！”
林木森闻之憬然，朱丽洁的文化修养，思维能力都不逊于朱丽雯。朱丽洁只有小学文凭；她成绩是钱北小学最好的，因“家庭成份”龙溪中学不录取她。或许正是这点，她谈婚论嫁的标准是出身，贫下中农是硬杠杠；选择了王兴荣。
虽说不合理，但这是当时的时尚。
王兴荣有心多卖两个钱，把国营菜场的“纸条”让给了别人。
天刚泛白，就得“站摊”。卖了四百多斤，大家心里安稳多了。很快，沿河街面热闹起来；熟食、面食、肉鱼禽蛋，蔬菜摊紧挨相连，买卖声喧闹起来。王兴荣和阿淦各持一杆秤，朱丽洁管收钱，林木森负责运输。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菜摊也不少；居民的生活也挺紧巴，拎着小菜篮的妇女们会从南走到北，把“行情”透，再根据各方汇聚信息，一番琢磨，才会下决心。林木森着人来人往都不停脚步，禁不住也帮着叫卖起来。
他这外地口音，一开腔就招惹人。一位阿姨好奇，一问；听说是“知青”，忙问林木森：“乡下怎样？生活苦吗？累不累？”
“还好。阿姨，你家也有‘知青’！”
“我女儿在参加‘学习班’；最近也要‘插队’了，去龙溪公社。”
“真巧！阿姨，我就是龙溪公社的。阿姨，放心；龙溪的人可关心‘知青’ 了，你女儿决不会受委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