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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如何选择我没有发言权，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做任何表态。”杜文成的声音很低，低到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楚。
虽然这个时空因为他的关系延安的力量有所增强，但想要抗衡重庆号称的八百多万军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也就难怪延安想要寻求外界的支持了。不过，历史上的共和国不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吗？
周先生察觉了杜文成的抵触情绪，也听出了他的话外音，但仍然耐心地对他解释了延安目前的难处。
杜文成记得历史上米英苏三国曾经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上，对中国局势问题发表过公报说：“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
现在，英米对委员长一直在对日作战问题上推三阻四颇为不满，苏俄还在外蒙问题，中苏条约问题和国府进行谈判，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三国是否还能像历史记载的那样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杜文成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还不曾忘记自己来到这个时空的使命。
“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改变我的态度，我坚信你们会赢得最后的胜利。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我会尽力帮助你们。”杜文成最后表态说。
周先生笑了，他知道杜文成对苏俄有很重的怨念，现在能够这样表态，也就很好地说明他对延安的看重。
和杜文成进行了一次长谈后，第二天周先生在沈涵阳的陪同下赴缅甸各地参观，杜文成又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以及东南亚战场。
中米英苏四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打破了日本意图求和的梦想，既然求和无望，那就唯有玉碎一途了。七月底，日本铃木首相发表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声明，表示会死战到底。
8月12日，苏军占领北朝鲜、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英米也在东南亚再次发起进攻。日本上下已经知道英米铁了心也要灭了日本，而东南亚的物资供应更是成为支持他们打下去的唯一希望，丢失了东南亚无异于丢失了日本本土。
在这样的认知下，日本人疯了。
仗着杜文成提供的飞机的优势，日军玩命地和英米联军在东南亚展开了连番的大战，为了争夺制空权，双方每天都会出动上千架飞机在空中进行战斗，其规模绝不亚于英伦大空战。
英米始终无法夺取制空权，对z型鱼雷攻击机更是忌惮非常，而失去了空中和舰炮支持的海军陆战队则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疯狂的进攻。
分布在菲律宾的二十几万米军首先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再次退出了吕宋岛以及其他岛屿。
而在朝鲜战场，日军在收缩兵力以后在苏俄的进攻下也渐渐站稳了脚跟，苏俄的人海攻势也不再具有威胁，战局的发展开始对日军有利起来。
日本大本营抓住时机再次提出了终战和谈的建议，英米再次拒绝了日本的建议，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日本企图“体面”终战的希望再次破灭了，不过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喘息机会。
“我们既不想和杜文成为敌，那就必须改善与他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击败日本。”杜鲁门阴沉着脸说。
“我不反对改善和杜文成的关系，只想知道我们需要付出什么。”
英国首相艾德礼不同于他的前任，丘吉尔虽然带领英国打赢了欧战，但他顽固地维护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政策，使得他在亚洲不仅吃了大亏，还被迫走下了政治舞台。而艾德礼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使英国摆脱了殖民主义，完成非殖民化，这就是他和丘吉尔最大的不同。
“杜文成在开罗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联合国这一概念，并且和我的前任罗斯福先生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印证了杜文成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可惜的是他和我们却越走越远。
我以为我们可以在联合国问题上对他做一些让步，我想这也是他一直和我们做对的主要原因。按我们原先的想法，吸收中法俄三国再加上我们组成联合国安理会，现在看来可能不得不有所改变。
只是杜文成的政治倾向让我有心担心，他和中国的延安走得很近，而延安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苏俄所推行的gc主义，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中国。”
艾德礼笑道：“可我听说杜文成和苏俄的关系并不友好，史太林恨不得剥了他的皮才好。”
杜鲁门也笑了起来。“这也是我想在安理会问题对他做出让步的原因之一，有他在其中捣乱，相信史太林一定很满意。”
两人相视一笑，法国的安理会席位就在两人的笑声中被踢了出去，历史又一次被改变了。
正在缅甸各地参观的周先生因为延安的一封加急电报，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访问回到延安。原来委员长又一次致电延安，请主席速至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延安决定派周先生赴渝和委员长进行谈判。
送走了来访的周先生，杜文成也回到基地进行短暂休息，这一阵子他可是一直没有得闲，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来做决定，沈涵阳等人给他找的智囊团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在很多大的决策上，他们的主张完全和杜文成的想法背道而驰。
这并不是说杜文成在政治上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他们所站的位置不同。熟知历史又肩负责任的杜文成虽然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略显幼稚，但他知道事情的最终结果，也就知道了如何去处理。
而那些智囊们提出的办法更多的是从缅甸自身的利益出发，这就难免会和他的决策有些冲突。幸好事情已经差不多该结束了，相信英米经过这次的打击之后会想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在委员致电延安之后的第三天，委员长第三次电邀延安统帅赴重庆谈判，并谓：盼与周el同来重庆，商决各种重要问题。委员长似乎吃定了延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延安发出邀请，存心要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对方。
于是，历史聚焦在伟人的“挥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