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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碍于技术条件，许多设想无从实证。比如邹衍的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说，徐元佐的细菌说。只要科举不考，这些东西就是杂学，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像后世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或是倒转过来处于极低地位的四书五经。久而久之，灵光闪烁的假想也就被后人遗忘了。
在没有科举制度这一先进晋身之途的西方，反倒有一群人把古希腊思想家的假设、学说重又捡了起来，从而展开了文艺复兴运动。
康彭祖等人理所当然地对细菌学说不会感兴趣，反倒实打实地对奢靡的卫浴设施倾心一片。
徐元佐目前并没有纠正大众认知的打算——这实在有些太过遥远。他只想先把价格高昂地陶瓷马桶和墙地砖卖出去。当然，如果只论瓷砖，山寨的窑厂肯定很多。因为从技术上来说，墙砖和地砖显然比精美的花瓶、枕头、碗碟要简单得多。不过徐元佐还有第二重保护，那就是李腾研究出的六一泥——水泥配方。
这种铺路水泥的副产品，因为粘度大而硬度低，正好适合用来贴瓷砖。再加上窑厂自己研究出来的畜力钢碾，能将水泥磨得前所未有地细腻，干燥速度大大加快。而且不像石碾会制造杂质，影响成品效果。
这两种技术结合，再加上建筑社独有的熟练工，短时间内松江不可能有人能够复制徐氏卫生间。而且在徐元佐看来，熟练工比之前两者更加重要。任何有心人都能学会烧制瓷砖，要解决水泥粘合剂的问题也不会很复杂——无非就是反复试错。只有工人的手艺是一砖一铲练出来的，悟性再高的人也不可能动手贴一片，却取得别人贴十片的体悟。
只要自己监工装修过房子，就知道师傅手艺的重要性了。
老严头自从“卖身”给徐元佐之后，仿佛永远都有干不完的活。先是徐家自己的水利沟渠，以及为江南大儒们修建的临时居所，这两项是理所当然的工作。然后便是徐元佐宅邸的改建工程，再接着又是海瑞海巡抚主持的黄浦江疏浚工程——其中一段。又有修路、难民营……一年到头真是没有停过。
这种不需要自己到处拉下脸求人赏口饭的日子。舒爽之中也带着压力。原本老严头只需要维持一个班子，都是大工，临时要用人了再招小工——反正桥边城角到处都是。徐元佐开始跟他说要雇佣更多数量的学徒，他还觉得有些不值当。可是短短一年时间。活计一个接着一个，硬生生将短工用成了长工——其中有些聪明的，还学会了简单的手艺，可以当半个大工用了。
严家班子原本只是松江府中不溜的木柜班子，手艺只能算是凑合。自从抱上了徐家的大腿。活计不断，手下匠人天天开工，熟能生巧，这手艺能不提高么？正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再笨的人在这样高强度锻炼之下，也能有明显进步。
而且市场有逐高的本能。徐阁老家自家用的木柜，这本身就是个噱头，在不清楚谁家手艺更好的情况下，当然跟着徐阁老选。现如今，松江府其他几家有点名气的木柜都想着能够被徐氏建筑社吞并。身股分多分少反倒不怎么重要。
老严头在往日人情之下，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加上本来工程就多，索性接纳了几个班头进来。建筑社现在足有六百多人，四处开工，这让老严头真正坐镇中枢抓总——实在是分身乏术。
十月原本是各家木柜最为惨淡的时节，今年却反常地成了旺季。
老严头先是接到徐元佐的指派，去郡城为徐府修建几个卫生间和上下水系统。活刚刚收尾，城外康家别墅也要动工，一下子就是六间。刚进场。康相公就派人跟他说了：上海那边也要去修个十间，而且要求在入冬之前先修完三间。尤其关照老严，一定要那种可以灌热水的垫圈，家中大人就是图个舒服。
不等老严头分出人手去上海。上海又有大户派人来了。
与徐元佐同船去京中疏通废漕改海的唐明诚，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大约也是康彭祖的小伙伴做的广告，亲自来徐元佐家中参观了卫生间，当场就要定五套。他家与后来有“顾半城”之称的顾家是姻亲，自然也要替老丈人家做几套，表表孝心。
“冬日出恭总是最烦人的。暖房里烧得再热。坐下去的时候总是冰凉一激。我那老泰山最受不得这苦，又是用丝绸，又是用棉布，却总不如人意，而且也太作践物件了。敬琏这灌水垫圈，倒是彻底将这麻烦给剪除了！”唐明诚道。
徐元佐受到了唐明诚的启发，让建筑社单独出售可以灌水排水的马桶垫圈，又开发出了各种型号档次。豪华版的枣木垫圈，以紫铜管为水管，下面还有一个铜打的中空支架，传统马桶放在下面就可以直接使用。普及版不配进水管和排水管，由买家自己解决，垫圈下面的支架也是铸铁的。到了经济版，连支架都省了，只有个做好的中空垫圈。如此丰俭随意，也让徐元佐摸清了松江城的消费群体。
豪门自然是从瓷砖到马桶一整套配齐，无非都是在徐元佐小本本上挂了号的人家。次一等的人家，如仁寿堂的董事、股东们，虽然收入不菲，但是还没奢遮到为了追求生活质量一掷千金的程度，往往只是选择一部分先用起来，其中以马桶和洗面池为主。再次一等的人家，才会选择单独购买马桶垫圈，比如徐元佐手下第一批拿着高薪的“中产阶级”。
经济版的垫圈卖得最差，因为这一档产品针对的客户群体并不介意冬天屁股被冰一下。
“这个数据说明：市民阶层的购买力还不够；在未来可见的时期中，中产阶层恐怕无法形成足够的日用品消费规模。松江府最大的消费市场，仍旧是掌握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占有社会财富的豪门势家。这个结论能否同样适用于苏州、应天等府，也请大家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徐元佐在经济学院的百人大课堂上，讲授松江府消费市场概况。这间造型奇特的椭圆形教室，充分运用了声学原理，使得徐元佐在没有扩音器才的帮助下，也可以轻易地让最后一排的学生都听清自己的讲课。
所有学生都是席地正坐。身前一张矮几。这种十分正式的规范，这年头也就只有在国子监和许多以古板闻名的老书院才能一见，无形中也为徐元佐增添了师道尊严。
前来听课的不单单是经济书院商管系的学生，也有许多已经为徐元佐工作效力的人。每月逢三六九的日子。只要徐元佐人在唐行，便会来亲自上几堂专题课，从宏观层面为他们打开一扇窗户，开拓学生的眼界，也让自己的思维方式被学生了解、接受。
除开商业社会的分析和阐述。徐元佐更在意讲授心学——更确切的说，是心学对法律的影响。换言之，是心学**下的法理学学说。
这种学说因为紧密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提倡“民事平等”之说，故而很受出身中下层民众的学生们的欢迎。他们也是经济书院的绝大多数，原本就对徐元佐提供学习机会而心存感恩，在接受了这种思想之后，更是成了徐元佐的铁杆追随者。
在大明法律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的变革时代，习惯法逐渐展现出它灵活的优势。然而自从隆庆元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新事物诞生。老旧的习惯也无法彻底解决司法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所以法理作为最后一层法源，渐渐走到了前列，以至于后世许多人以为西汉的“春秋决狱”在明朝也是主流。
徐元佐在这个时候从刑名入手，并不急着在哲学层面与宗师们争一席之地。利用士大夫们对法学的忽视，先培养大量的盟友，日后只要成功地影响了地方司法，这种思想就会成几何级数渗透进百姓的思想之中，也算是走群众路线。而且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尤其是在皇权止于县政的时代，徐元佐对于自己篡取地方政权根本没有丝毫怀疑。
徐元佐分析完了数据。照例留下时间让学生们提问。最初时，学生基本提不出问题，而现在他们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并且尝试寻求答案。
在徐元佐宣布提问之后。立刻就有人避席行礼，高声道：“夫子，学生有惑。”